袁志彬：新时代西安战略定位的反思与展望

 　　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从这里吹响。站在新时代，肩负新责任，展望新未来，西安应充分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高地地位，充分体现西部的战略辐射和引领作用，充分体现西安的文化、科技与制造的优势，努力构建大西安为中心的大关中城市群，把西安建设成为世界硬科技之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之都，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甚至核心城市，内陆开放的国家中心城市，长期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先行示范区——大长安特区。

　　一、从时空的维度看西安的发展

　　1、历史维度下的西安发展

　　西安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世界城市(或全球化城市)是重返世界城市舞台中心、回归其城市历史地位的必然选择。唐代长安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面积、经济等实力均居世界之首。如今，西安的文化、科技、教育、交通、物流等方面优势显著，完全具备回归世界城市的潜力。

　　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安的前身长安从周朝都城丰京开始，就揭开了她作为千年帝都的辉煌历史。

　　周人以“礼”、“德”和“心”治天下，闻名天下。以凤为图腾的周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活动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族。相传其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徙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打败商军，建立了西周王朝，丰京、镐京遂成为国都。丰、镐二京是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位于西安市沣河两岸，镐京在东岸，丰京在西岸，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近三百年间，丰京和镐京一直是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周时期，经济和社会有了迅速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都有了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也促进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文字的使用更为广泛，出现了关于大规模筑城的记载。

　　到了西周后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及土地的争夺，更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即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廷腐败，国人怨恨;公元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加之天灾频繁，周朝统治面临内外交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宜臼即位，称周平王;次年，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西周正式宣告灭亡。自此，西安作为国都的历史也暂时告一段落。

　　纵观西周历史，自定都镐京至周幽王被杀为止，共传十二王，前后历经约二百八十年。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西周的政治文化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成为儒家推崇的盛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奠基时期，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时那种城市建设的构想和理论，一直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城市建设。

　　经过东周列国时期，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秦朝。一统六合，所向披靡。秦朝的首都咸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都城。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开始大兴土木，兴建帝都咸阳。秦人原本只是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游牧民族，西周时期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并开始向农业经济过渡。秦人进入今日陕西境内后，在定都咸阳之前曾六迁其都，最终秦始皇确定以咸阳为国都。

　　商鞅把“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山川形势看作是秦国成就“帝王之业”的战略条件。荀况则明确提出了“形胜”概念，他认为秦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形胜选址，以制诸侯”。“形胜”即山川形势优越足以胜人，即都城周围有天然险阻作为屏障，这是秦从军事防卫需要的角度出发所提出的都城选址的基本思想。先秦的“形胜”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西汉建都长安，就是因为“秦，行胜之国……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汉唐时期，长安是其历史最为鼎盛时期。关中平原地势平坦，水土肥沃。张骞出使西域，一条“丝绸之路”带来的不仅仅是商贸与文化，强大的西域文明精华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长安，与东方文明进行互补融合，吸收异域的文明精华极大地弥补了汉文明的缺陷。同时这条“丝绸之路”在之后的几百年来也一直滋养着汉文明，最终也造就了唐王朝几百年的强盛，让长安成为当时人们的“梦想之都”。

　　后唐时期，五代十国，战乱连连，西域文明渐渐衰弱。宋元明时代，北方及东北民族先后崛起，政治中心东移。南宋时期，政治和文明中心开始南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又北上转移到北京。

　　西方工业革命后，海洋强国不断崛起。1840年，封闭的清朝被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几千年以来一直处于落后地区的沿海地区逐步成为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前沿哨所。天津、旅顺、青岛、上海、广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开始崛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国际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向北开放，靠近苏联的北方广大地区得到大量经济技术援助，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纷纷落户北方，东北、西北、华北的经济开始腾飞。同时在国内实行的三线建设，大大改善了西南、西北等内陆地区的发展。文革十年的停滞不前，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逐渐崛起。中国再一次拉开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1978年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窗口主要是沿海地区，大连、青岛、烟台等城市成为了对日、韩开放的桥头堡，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成为对西方开放的桥头堡。从那时起，内陆地区的发展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内陆城市开始加大投资，长江中下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等概念开始提出。内陆地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陕西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西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城市”。西安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空间布局下的西安发展

　　发展西部是中国内陆开放的国家战略，是中国推进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是中国参与世界城市竞争的重大举措，而其核心在于形成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经济增长极和高质量发展高地。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美国不仅仅有作为政治中心的华盛顿特区白宫，还拥有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文化中心洛杉矶好莱坞和科技创新中心硅谷和波士顿，这都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构成部分。

　　对于我国来说，要在全球拥有综合竞争优势，必然要形成若干个具备展示国家特色及实力的窗口。北京是国家政治的核心，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是经济实力的象征，那么西安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路径必然是专业化有特色的世界城市，可以将其定位于硬科技与文化型的世界城市。

　　明末清初的魏禧就在《读史方舆纪要·叙》中指出，要“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曾国藩则更进一步指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换言之，西安一直是我国西部战略的根本所在。

　　西安的发展腹地不仅仅局限在陕西，自古晋陕甘一家亲，河南西部的洛阳等地自古与西安就是兄弟之城，完全可以向东携手联合一起打汉唐牌。

　　二、西安具有大繁荣大发展的基础条件

　　1、国际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地参考国际标准，这里选择了与西安具有一定类似程度的两个案例城市，说明西安具有大发展与大繁荣的良好基础条件。

　　(1)班加罗尔——依托军工资源的全球科技后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的国防研究发展组织、国家航空实验室、斯坦飞机制造公司等一批国字头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在班加罗尔布局落地，形成了以电器和通讯设备、空间技术、飞机制造、机床、汽车等为龙头的一批产业，逐步奠定了班加罗尔市雄厚的科研基础，逐渐成为印度著名的“科学城”。班加罗尔还聚集了如印度理工学院、国家高级研究学院和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等许多名牌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班加罗尔开始吸引了国际软件和高科技公司的注意。1987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开始在班加罗尔开展外包业务。1991年，IBM进驻班加罗尔，不久在此设立研发中心，这标志着班加罗尔作为高科技之都，正式开始了其蓬勃发展的历程。

　　(2)亚特兰大——内陆枢纽的奥运之城

　　亚特兰大作为美国佐治亚州首府，面积为350平方公里，50多万人，是美国南方的门户，是世界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美国前500强公司中25家公司总部设在亚特兰大，位居美国第三，包括可口可乐公司、CNN、UPS等大型跨国公司。亚特兰大以“全球的运动中心”为城市定位，通过举办奥运会来实现国际影响力，从而逐步迈向具有重要区域影响力的世界大都市。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西安的国际化之路需要借助城市自身的区位、历史文化、科技、军工等资源实现突围，同时有效集聚周边城市地区的资源;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合作，通过大力引进全球化企业、广泛开展国际活动(商务、赛事或外交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之中。

　　2、西安的现实优势

　　西安的区位优势。有研究指出，一座城市的竞争力，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否成为全球性资源自由汇聚、交流的中枢。西安地处中国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和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上联通欧亚、连接南北的重要战略枢纽。

　　西安是全国六大航空枢纽之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是中国北方第二大门户枢纽机场，两小时可覆盖全国70%的领土)、全国公路六大枢纽之一，具有十分突出枢纽城市特点。以西安为中心到全国主要省会城市的“高铁一日生活圈”已经初步形成。

　　西北五省(区)占全国面积32.4%，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和国家向西开放的前沿，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考虑，需要有实力的中心城市引领带动。西安是大西北无可替代的龙头，要建成引领辐射大西北的国家中心城市。

　　西安的文化优势。西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世界文化历史名城、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源远流长的开放、包容、合作的基因和基础，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形成了“承古纳新、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西安拥有很强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性、识别性和包容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地位和文化“软实力”。

　　西安的科技优势。西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良好的科技产业基础，西安创新资源丰厚，创新能力强大，是中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同时，西安也是我国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这里聚集了中国航天工业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技力量。

　　科技资源丰富的西安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引领未来的“硬科技之都”。“硬科技”是西安首先发明使用并得到国家官方认可的一个崭新概念(指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中，以自主研发为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高精尖原创技术集群)，也是西安未来科技创新的一张独特亮丽的“城市新名片”。

　　西安的产业优势。西安的工业基础雄厚，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五大主导产业。一批国家级的开发区已经成为西安主导产业的集聚地、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示范区。

　　西安的政策优势。西安位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自贸区、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多重叠加的黄金地带，目前正迎来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陕西要引领，就必须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原来的西安是“小西安”，西咸新区由西安代管后是“中西安”，只有未来实现西咸行政一体化后，才是“大西安”。

　　三、新时代西安的战略定位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区域开放发展的历程，有三个标志性节点和事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关键点，分别是1980年设立的深圳特区、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2017年设立的雄安新区。

　　1980年是改革开放之初，1992年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过渡和转折的关键时期。深圳特区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全面实施，而浦东新区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开始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两区的设立都是在国内改革面临重大转折的背景下，通过一个点的空间改革来实现开路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从而推动整个国家区域空间的整体改革。

　　2017年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再一次采取用点状空间的改革创新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这也预示着我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将逐步由外生型转为内生型(或内外兼修型)、跟随型转为引领型、单极型转为共赢型。

　　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从这里吹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西安发展面临着“一带一路”和扩容升格的机遇，也面临着城市集聚功能不强、战略定位不明晰、缺乏宏大视野等新的挑战。

　　站在新时代，肩负新责任，展望新未来，西安的战略定位要充分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高地地位，充分体现西部的战略辐射和引领作用，要打造文化与科技(特别是硬科技)“一软一硬”(刚柔并济)的新名片，充分体现西安的文化、科技与制造的优势，努力构建大西安为中心的大关中城市群，把西安建设成为世界硬科技之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之都，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甚至核心城市，内陆开放的国家中心城市，长期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先行示范区——大长安特区。

　　(作者袁志彬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工学博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战略、能源与环境政策等)。

　　(本文发表于《新西部》2019年10月上旬刊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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