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经济恢复进程中的可能挑战宏观政策需保持灵活性

来源：21经济网发布时间：2020-07-28 11:31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增速先由负转正， GDP同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6.8%反弹至第二季度的3.2%;GDP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10.0%反弹至第二季度的11.5%。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5%。工业利润增速在5月由负转正的基础上，6月继续加快。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V型反弹，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控制，确保了疫情至今未出现大规模反弹;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疫情冲击的有效对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了经济韧性在疫情后得到快速释放。

　　不过，从目前经济数据的表现来看，经济反弹更多源自生产供给端的修复，而需求端的恢复并不十分乐观。例如，社会消费品零售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仍处于负增长状态;制造业PMI的从业人员指数在5月跌到50%以下;非制造业PMI的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四个月低于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

　　因此，后期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反弹尚待观察。从目前能够观察到的信息中，我们已能发现，有四个方面的变数可能会对后期的经济修复进程形成干扰，主要是外部环境还充满不确定性。

　　其一，全球经济衰退的高度同步性，将使年内全球经济很难有像样的恢复。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有92.9%的经济体已处在衰退之中，不仅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61.2%，也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83.8%，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全球衰退同步性最高的一次。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从19世纪的70年代至今的150年间，全球经济衰退同步性的均值为54.3%，而剔除其间前五次全球性大危机之后，衰退的同步性均值则仅为47.6%。由此可见，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就意味着，外部环境的修复只会是一个缓慢的进程。

　　其二，现在全球合作机制需要加强。

　　鉴于新冠病毒较强的传播性，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性为“大流行病”。迄今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600万人，累计病死人数超过64万人，已有188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确诊病例。就目前人类已掌握的方法而言，对疫情的控制还只能通过“口罩”“限制聚集”“社交隔离”等非医疗措施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保障医疗设施确保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医治。

　　正是由于对非医疗措施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对疫情全球蔓延的遏制更需要各国联合一致行动。然而事与愿违，全球合作机制等待确立，尤其是美国不仅没有积极促成抗疫全球化的合作机制，还明确宣布退出世卫组织，而且不间断地对世卫组织和中国进行污名攻击。受全球合作机制缺失的影响，不仅直接造成全球性联合抗疫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缺失，而且一定程度还将影响后期疫苗的研发和使用。若此局面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对于医疗资源十分有限的落后和贫穷国家而言，必将是灾难性的打击，进而对全球而言，则暗含着巨大的潜在经济风险。

　　其三，因疫情而产生巨额的非生产性债务，必将对全球宏观政策形成掣肘。

　　针对疫情带来的外生性冲击，尤其是给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造成的阶段性困境，各国普遍实施多轮救助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政府暂缓收费和提供融资担保、财政部门减免税和加大支出、货币当局降息和购买金融资产，等等，这些国家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就是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各个经济部类的债务快速增加。

　　而在疫情冲击下，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活跃度均出现大幅下降，加之在疫情始终存在反复的干扰下，决定了经济恢复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经济部类增加的债务大多是非生产性的——新增债务并不会带来持续的现金流，由此经济运行也就越来越难以摆脱“债务—通缩”的压力。与此同时，各国货币当局出于维系经济社会信用链条的需要，投放了巨额的货币，而若经济运行的供给层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恢复，那么，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超额货币投放的背后必然是不断上升的真实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在通缩与通胀的夹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受到的掣肘也会越来越多，政策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差。

　　其四，伴随宏观经济政策逐步淡出抗疫时期的特殊操作，市场预期需要调整和适应，但其中会存在一些变数。

　　在二季度经济增速转正的V型恢复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已具备条件逐步淡出抗疫时期的特殊操作，重返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模式。例如，自5月下旬以来，货币政策就开始有意地调整疫情特殊时期的超预期宽松操作，重返有弹性的稳健状态，相应地，货币市场的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国开债收益率及银行同业存单利率等主要金融市场利率指标均开始向疫情前的水平回调，目前已经基本回调到位，人民币汇率也摆脱了贬值压力回调至7附近。而且，若按照今年既定的30万亿元社会融资和20万元亿元信贷的投放规模推算，后期货币金融条件将略有收紧。与此同时，针对结构性理财、影子银行等开展的监管规范也开始有序恢复，深圳、南京、宁波等前期房价上涨较快的多个城市，近期也陆续调整当地的房市政策。

　　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种种迹象显示，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优化的考虑，尤其是为了尽快形成“双循环”的发展格局，确保宏观经济政策能在正常空间内发挥应有效用十分关键。在经济稳步恢复的基础上，逐步淡出抗疫时期的特殊政策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此变化对于市场而言，需要有一个适应和预期调整的过程。

　　综上四点，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在经济恢复进程中，还将面对一些变数，其中最大的宏观风险是来自外需的影响。而金融市场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则是来自贸易摩擦及可能出现的外溢性影响。有鉴于此，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还是要有足够的警惕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