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以提振内需为核心增强国内大循环

 　　每逢经济数据公布总能引来关注，反映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状况更是如此，因为数字背后的问题可能预示着下一步需要致力的方向。

　　国家统计局10日公布了7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CPI同比增长2.7%，涨幅较6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3.2%，非食品价格持平，PPI则同比下降2.4%。

　　乍一看似乎呈现消费价格平稳上涨态势，工业生产略显疲态。实则不然，因为对7月CPI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猪肉价格，此次猪肉价格上涨85.7%，影响CPI上涨约2.32个百分点，如果扣除畜肉类价格上涨61.1%影响的2.90个百分点，7月核心CPI甚至是下降的，表明内需复苏仍有不足。而PPI降幅较上月缩小0.6个百分点，意味着在全面复工复产推进之下，生产端正稳步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

　　然而，对当前中国经济而言，最重要的是内需。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很明显，对于国内大循环而言，提振内需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另一组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256亿元，同比下降11.4%，从消费和投资数据看，需求端的修复明显不及供给端。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具备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中国拥有超过14亿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员近日撰文，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上升至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欲提振内需，首选要在居民收入上下功夫。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是基础，因为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分配，因为内需不足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总是息息相关。当前中央部署的全面脱贫等战略，正是基于公平分配、保障民生的有益决策。

　　未来还需要在税制改革方面多方发力，增加对高收入者的财产税、减少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等收入人群税负。同时，可适度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性收入补贴，提高福利消费能力，提高基础社会福利的托底作用。

　　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各种中间环节对消费的抑制，也至关重要。目前，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及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全民疏通。如通过网购、直播、团购等消费模式与中低收入群体对接，是降低内循环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加快新消费场景与“下沉市场”融合，充分激发国内供应链对大众消费的支持力度。

　　此外，内需不足仍需刺激消费政策持续实施，并通过完善后顾之忧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一则可以推广部分地方发放消费券的做法，并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提升线上消费的空间;二则消费场所应开尽开，不再人为设置阻碍公众合理消费诉求障碍，比如从上个月开始，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已渐次开放。至于公共消费，重点可放在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上，通过补短板增加政府购买促进内需。

　　应该说，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内生驱动力，消费不恢复，经济就难言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而提振内需，通过消费的复苏带动生产的恢复，并以此形成良性循环，正是国内大循环的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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