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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闸限电到底怎么回事?关于“能耗双控”的五个误读

来源:一财经 发布时间:2021-09-28 13:02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近期,不少地区开始拉闸限电,“能耗双控”成为关注焦点。本文列举了一些关于“能耗双控”的常见误读,在排除掉这些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真相。

  错误观点之一:“能耗双控”是为了碳达峰、碳中和推出的新政策。“能耗双控”指的是“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两项指标,其中“单位GDP能耗”早在“十一五”时期就已经作为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是五年规划中定量且必须完成的指标),“十三五”规划已经明确为“能耗双控”,“十四五”只是沿用了该指标。

  从年度来看,除2020年疫情冲击之外,之前历年的政府工作目标中,均有单位GDP能耗降低的具体指标要求,2021年的“能耗双控”只是恢复了2020年之前应有的进度。

  真相一:“能耗双控”是执行了很多年的老政策。

  错误观点之二:由于“运动式减碳”,2021年8月之后,“能耗双控”显著加码。

  对比“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的能耗双控指标,“十二五”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16%,“十三五”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15%,“十四五”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13.5%,“十四五”的要求并没有加码。

  从年度来看,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3%左右,2017年要求是单位GDP能耗下降3.4%以上,2018年是3%以上,2019年是3%左右,2021年跟2019年要求相同,比2017、2018年要求低。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由于2020年没有要求单位GDP能耗下降的具体数值,实际执行结果仅为下降0.1%,事实上起到了做大基数的作用,2021年仅需要完成降低3%左右,这本来是2020年应该做的事情,延后了一年完成,理论上难度应当更小了。

  此外,之前的“能耗双控”也不是“五年考核一次”,而是“每年考核一次”。

  以2019年为例,北京等10省份超额完成,河北等18省份完成,辽宁基本完成,仅有内蒙古未完成。也就是说,2019年的“能耗双控”只有1个省份没有完成。

  真相二:2021年的“能耗双控”指标没有加码。

  错误观点之三:“拉闸限电”是为了提高出口利润、输出通胀。

  最近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将“拉闸限电”解读为“一盘大棋”:中国出口的产能太多,导致出口价格偏低,而能源、资源价格偏高,所以中国出口多但是不赚钱,因此需要“能耗双控”来提高出口价格,从而避免被美国“割羊毛”。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是,中国要对美国“输出通胀”,从而让美国难受,其底层逻辑同样是,拉闸限电能导致出口的价格提高。

  这两种观点的错误是一样的。

  希望提高出口利润的期望是好的,但首先要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为何出口价格上不去?

  出口价格之所以无法提升,主要是由于内需疲软。企业出厂产品的定价主要参考内需,2021年国内内需显著弱于疫情前,导致企业的出厂定价难以提高。

  那么国内价格不变,只提高出口品价格可能吗?从无套利原理来讲,是不可能的。

  举个例子,假定A企业想要对国内外差异化定价,比如给国内价格100元,给国外价格200元,那么就会有B企业给国内价格100元,给国外价格150元,B企业就会吃掉A企业的海外订单。然后C企业给海外120元,C企业可以吃掉B企业的海外订单。最终,会有D企业给海外的价格和给国内的价格一样,都是100元,D企业吃掉所有海外订单。

  按这个逻辑很容易推演,除非出口企业是垄断企业,否则,是无法对国内外差异化定价的,对国外的价格只能跟对国内的价格一致,而国内价格由于国内的终端需求偏弱,是提不了的。

  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办法确实有:政府组织下游企业集中限产,理论上是可以提高出口价格的。

  但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吗?显然不是。

  “能耗双控”下的“拉闸限电”,主要限制的是上游高能耗行业,比如硅铁等,而较少限制下游出口企业(只有个别地区限产上游之后还是完不成,才限产下游,不是普遍现象)。

  对下游出口企业限产,才能起到类似“减产联盟”或者垄断的效果,才能提高出口利润、输出通胀。

  “拉闸限电”的结果是,原材料进一步供不应求,下游企业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可能进一步被挤压。

  事实上,如果真的组织下游企业限产,其副作用更大。主要有两点:

  一是“拉闸限电”是为了降低单位GDP的能耗,那么只有限产高能耗才有用(尽管产出的GDP下降,但消耗能量下降更多),而高能耗基本都是上游。

  二是如果限产下游企业,按照前面的无套利原理,必然导致国内外价格一起大幅上涨,才能提高出口价格,那样将导致CPI显著上升,国内陷入“滞胀”。

  所谓“输出通胀”,一定会导致国内先通胀,而当前的内需本就偏弱,结果只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在内循环为主的背景下,这样做完全不合实际。

  真相三:拉闸限电集中于上游,只会导致上游涨价、下游成本抬升,无法提高下游的出口利润、无法输出通胀。在无套利原理下,只提高出口价格是不现实的。

  错误观点之四:“能耗双控”是为了抑制PPI。

  有观点认为,通过“能耗双控”来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进而抑制PPI,这种说法也与现实不符。

  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近期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

  一个显然的现实是,拉闸限电越厉害的行业,价格涨得越多,比如硅铁是能耗最高、限产最严的行业,现货可以一天涨将近40%。

  “能耗双控”只能提高PPI,而不能抑制PPI。

  真相四:拉闸限电集中于上游,只会导致PPI进一步上升。

  错误观点之五:“拉闸限电”将长期存在,大宗商品价格将长期大幅上涨。

  这种说法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忽略了需求下降的问题。

  周期品之所以称为周期品,是因为其“价格-需求”存在周期性的循环关系。

  尽管本轮涨价是供给端驱动的,但是价格不能涨到天上去。价格高,必然会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导致价格回落,这就是周期的内涵。

  需求的弹性实际是非常大的,近期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下游不接货现象,这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不可能持续长期大幅上涨。

  第二,该观点是建立在“能耗双控”的错误理解之上的。

  正如我们第一部分所述,“能耗双控”是一个实行了很久的政策,而且2021年指标实际上并未加码,只是今年8月之前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这才导致了9月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补上1~8月本该交的作业。

  作业补上之后,“拉闸限电”应会告一段落,有所好转。到了明年,只要各地区吸取今年的教训,不再搞“假期临近结束,才疯狂补作业”,应不会再重演今年的局面。

  上述分析是关于“能耗双控”,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前除了“能耗双控”之外,电煤紧缺是导致拉闸限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能耗双控下的突击“拉闸限电”确实是短期的,而解决缺煤的问题可能还需要保障煤炭供给。

  真相五:拉闸限电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明年是新的考核周期,只要吸取教训,就不会再出现当前的“拉闸限电”。

  综上所述,在排除了诸多错误选项之后,我们认为正确答案是:

  1、“能耗双控”是一个已经执行了很多年的政策。

  2、2021年的“能耗双控”并没有因为碳达峰、碳中和而加码。

  3、“拉闸限电”不是指标设置太严的问题,而是9月之前执行得不及预期。至于为何如此,我们猜测有以下几个原因:

  (1)2020年疫情后到现在,中国的GDP结构发生变化。之前每年之所以都能顺利实现“能耗双控”指标,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在逐渐向消费转型,单位GDP需要的能源本来就是下降的;然而,2020年疫情之后,内需显著弱于疫情前,而出口显著高于正常时期(中国出口主要是工业品,带动高能耗需求上升),这导致单位GDP的耗能客观上难以下降。

  (2)部分地区存在“碳冲锋”的情况。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部分地区在2030年碳达峰预期下,将近10年理解为“攀高峰”的时间窗口,抢着上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项目”。

  “碳冲锋”有两种动机:一是趁着碳达峰之前,抓紧上项目,有利于提高地方的GDP,二是做大2030年之前的碳排放基数,从而更容易实现“碳达峰”。

  一个技术细节是,2030年碳达峰,意味着要求2030年的“单位GDP的碳排放减少”与当年的“GDP增速”相同,因此做大2030年之前的碳排放基数,就会导致203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减少”变得容易,从而容易实现2030年碳达峰。

  (3)前期比特币挖矿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从今年能耗双控不达标的地区看,主要集中在西部,因为当地电价便宜,恰恰是挖矿的重点地区,这或许也是近期再次加码调控比特币挖矿的原因之一。

  (4)2020年由于疫情冲击,“能耗双控”执行有所放松,导致部分省市放松了警惕,存在侥幸心理。2021年是碳达峰、碳中和的第一年,“能耗双控”指标不可能放松。

  “能耗双控”的严格执行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回到2020年之前的能耗下降趋势之中。

  2020年疫情之后,高出口、高生产的经济结构变化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完成“能耗双控”既定目标,恰恰是很好的调结构抓手。

  客观地讲,“能耗双控”指标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意义重大,但补作业式的集中“拉闸限电”,可能导致以下几个影响:

  第一,大宗商品价格短期进一步上涨,阶段性提高PPI;

  第二,进一步抬高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利润继续向上游转移,下游小微企业更难过;

  第三,高价格下,下游对上游的需求进一步走弱,大宗商品“有价无市”;

  第四,部分生产停滞,经济增速下降;

  第五,拉闸限电扩大化,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拉闸限电”对经济发展弊大于利,是保电网安全的最终手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下游企业、小微企业尽量好受一点。

  (作者系太平洋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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