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高质量发展多重约束下的最优解？刘鹤这样阐释

 　　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署名文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刘鹤撰文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的发展、要把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是创新驱动的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刘鹤的文章还谈及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高质量发展是多重约束下的最优解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刘鹤指出，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在经济体系中，我们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现代化了，有些还是半现代化的，有些则是很低效和过时的。现阶段，我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

　　2020年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4亿中国人民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形成拥有全球最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不过，我国经济增速从过去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回落至现阶段6%左右的增速。尤其是过去的十年间，我国经历了增速换挡期，从2011年9.6%的GDP增速，逐渐回落至2019年的6%。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持续低迷，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进入下降阶段，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更多新兴经济体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利用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吸纳制造业投资，加剧了世界市场竞争。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加快升级，但国内供给侧还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结构这一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高端需求转向海外市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得我国原有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制约，迫切需要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生产函数就是有关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函数。我国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劳动力不像过去那么充裕，部分工厂面临招工难题，机器(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增多;资源消耗量增大，部分能源、资源品对外依存度提高;如果沿用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方式，后续环境治理成本很高;原来依靠技术引进来提升产业水平，现在一些领域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这些都要求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产出效益，对要素投入比例会发生影响，也就影响到生产函数的形式和参数。

　　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决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刘鹤指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新动力蕴含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中，产生于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回归发展的本源，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效用最大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上。刘鹤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共同艰苦奋斗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最为广泛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通过14亿多人共同努力，一起迈入现代化。

　　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要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需要更加重视发展质量。

　　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75万元。按照国内“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的标准来评估中等收入群体，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以及中国消费升级的推进，带来了可观的市场需求。不过，中国居民整体收入提升的背景下，收入差距过大依然是突出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报告指出，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同时，也要警惕我国的基尼系数，持续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今年以来，中央围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部署增多，像浙江还出台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

　　《决议》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

　　刘鹤指出，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宏观稳定成为稀缺的资源。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稳定性。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连续进程，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持续抓好落实，尤其要针对经济波动，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加强预期管理。

　　刘鹤还指出，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风险易发高发的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着力用高质量发展来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宏观政策研究室主任冯煦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宏观稳定为稀缺资源，一是横向比较相对于全球环境而言的，疫情以来多数国家宏观经济波动明显加大，相较而言，我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则较为稳定。二是从时间纵向来看，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某些导致原本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风险可能加速暴露，加大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

　　冯煦明进一步指出，当前经济金融领域需要关注的突出风险点主要在于如下几个领域：一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亟待攻关，避免断供和卡脖子风险。二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乃至信用风险，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区域房地产市场销售和投资降温可能引发尾部风险。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显著推升实体经济尤其是中下游行业运行成本。四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和少数中小银行风险，部分地区与行业融资接续面临困难。此外，未来一段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外部冲击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和新兴国家产生外溢风险。

　　张永军表示，宏观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不如平稳发展来得效率高。如果经济出现衰退，会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如果经济增长过快，超过了潜在增长能力，也会造成效率损失。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公共卫生风险、极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金融风险等。当前各国金融市场联系紧密，很多国家债务率比较高，金融风险问题突出。

　　科技创新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

　　《决议》指出，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刘鹤指出，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定义性特征，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

　　张永军表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一定要培育规模足够大、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样才能推动经济总量、人均GDP、居民收入等继续上台阶。产业升级换代，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原来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国外技术，来推动产业升级。但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加上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关键技术的围堵增强，我国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如果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其他国家发展的先例来看，经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甚至出现下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难度会加大，像阿根廷、巴西都是典型的例子。当前我国产业规模已经很大，在全球占比很高，一些行业甚至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要切实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把蛋糕做大，关键在提升科技水平和产业层级”，张永军指出。

　　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需要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刘鹤指出，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真正打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

　　当前，我国大企业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虽然近两年我国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居于全球首位，但主要依赖规模，创新引领力、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差距。数量庞大的小企业活力强，但存在市场竞争力弱、升级能力不足的现象。

　　刘鹤指出，国有企业要不断深化改革，高效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大量民营企业要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统一起来。外资企业对实现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要鼓励引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实现互利共赢。

　　要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刘鹤指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相辅相成，是培育吸引全球一流要素和高质量微观主体的基础性制度要求，必须通盘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决议》指出，要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极端天气增多，引发各界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中国和美国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对外庄严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刘鹤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按照“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先立后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约束作用。深入研究我国现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下，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绿色转型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反复强调的“先立后破”，这对连续性要求很高，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减碳不能运动式。要实现双碳目标，核心在于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和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不少机构预测，2030年我国能顺利实现碳达峰，但2060年实现碳中和仍需多加努力。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团队表示，随着我国重化工进程进入中后期，服务业占比逐渐提高，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下降。随着2035年GDP翻一番，能源和电力也将翻一番，增长部分可以由清洁能源来满足，预计2028年我国有望实现碳达峰。

　　虽然今年气候大会关于1.5的温升目标共识增多，但各国围绕碳中和的温控目标仍有争议。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大概的情景分析就是介于温升控制在1.5度和2度之间。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极大的努力，也需要技术上有重大的突破。需要充分发挥碳排放权市场和能源市场的作用，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竞争、推动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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