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政府因势利导推出产业政策成功率高

 　　“把一个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政府根据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的产业结构以及不同的比较优势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性，做出判断并推出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概率会非常的高。”

　　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用自己发展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吉林产业政策制定，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林毅夫教授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等合著《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也已出版。2018年12月17日，在北大郎润园举行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再讨论暨图书发布会”上，该书主创人员林毅夫等学者及各界关注产业政策的专家学者，就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大博雅讲坛共同主办。

　　演讲环节，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出发，对产业政策的讨论进行了剖析。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是继第一代结构主义和第二代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是与发展经济学几代思想的变化相伴随的。

　　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所以这个背景就决定了第一代结构主义是积极倡导产业政策的，但是结果是虽然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大产业，但是效率低下，经济停滞甚至危机不断。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败，他们认为产业发展的方向应该在竞争当中来发现和选择，因此对产业政策持批判态度。林毅夫教授还提到，他在2008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在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内部讨论产业政策竟然是一个禁忌。

　　林毅夫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因此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产业技术发展的特性是什么，哪些应该是靠市场来完成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来因势利导的。”

　　他认为，“重要的不是说因为产业政策可能会失败，或者说产业政策在过去绝大多数失败，就建议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实际上如果没有产业政策，我没有看到成功的国家，也没有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下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应该说，“有产业政策的时候失败很多，但是经济表现比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时候还是好的。”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怎样来增加我们对产业政策的认识，提高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候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才是对我们的国家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更大帮助的议题。

　　在主创发言环节，主创嘉宾基于对产业政策深入的思考和认知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的争论点在于，政府怎么知道哪个产业是新的，可能会变成我们将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反对产业政策的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判断，因此就只能依靠市场，由企业家在摸索当中慢慢去形成。如果是放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反对产业政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理论层面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一点上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想做出贡献的地方。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是决定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那么不同发展中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怎么知道现在的比较优势甚至是将来要发展的新的比较优势呢?

　　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把一个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认为政府根据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的产业结构以及不同的比较优势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性，做出判断并推出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概率会非常的高。

　　最后，林毅夫还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述他所理解的产业政策，“如果你没有显微镜，大概很难看到细菌，这个我同意。但是你不能说自己用肉眼看不到细菌，就反对人家发明显微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结构经济学是产业政策的显微镜，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判断什么产业正处于存在潜在比较优势的阶段，弄清楚政府怎么样来帮助企业家控制市场失灵，将比较优势快速变成竞争优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回应了大家对于有为政府的争议。他认为目前对有为政府的批评是“因为大家觉得乱为是有为的一个子级，所以在中国的情境下一旦有为很有可能就导致乱为，所以大部分反对产业政策、反对有为政府的口号主要是因为担心乱为。”进而他提出，有为政府其实内涵了改革的涵义，“有为”需要一个有正确改革意志的政府。他还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学术团队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结合数据和案例，来判断现有产业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划分的五大产业中的哪一类，并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深入探讨产业政策。

　　北京大学经管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平新乔认为，产业变化是由市场推动和决定的。他强调应该将结构的含义一般化，因为市场本身就是有结构的，要用结构解释市场的变迁和价格的变化，不只是结构用市场来解释，市场也要用结构来解释。他还提出政府的产业部门是必要的，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市场配置的手段，这跟市场规则是不矛盾的。

　　对于新时期产业政策可能的走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教授主要从影响产业政策的主要因素、中国目前产业政策出现的新情况以及未来产业政策转型的思路三个角度阐述了对产业政策的新思考，强调了未来产业政策的转型思路就是按照可接受性和管用性的原则，实现产业政策“总量要减少，有效性要提升”，同时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他还提出一个“大国产业政策交集的并集”的概念，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从各国已经存在的产业政策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同时要具有少量的中国特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从“企业家精神”的解释入手，提出“市场上是市场企业家，政府层面是政治企业家”，二者的共同点就是打破常规，不同点是目标函数和手段不同。产业政策的核心就是怎样构建一个互补、互助的政治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成为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戚聿东教授从政府角色转变的角度，讨论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提出要从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背景下的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如今包容增长、共享增长、公平增长背景下的具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意义的竞争政策。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张中祥教授认为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源于未将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失败分离开来，同时他强调产业政策需要退出机制和相应的监管政策相配合。他还从能源政策的研究角度入手，阐述了在全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没有必要一味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有效制造业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从他多年来实地调研的案例出发，提出对产业升级和产业演化的认识，他认为要从产品和经济的复杂度来看，而不是简单的讨论一、二、三产业的升级，要跳出简单的产业划分来讨论产业升级。对于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他认为在真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我们找不到只有市场没有政府的情况。核心的问题是要研究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互动，也就是政府进入的时机和政府什么时候发挥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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