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降价速死，狠降价等死” 本土创新药面临定价困境

 　　近日，国产肿瘤免疫治疗药物PD-1的价格再次被刷新，誉衡生物的赛帕利单抗(誉妥)120mg(4ml)/瓶零售价低至3300元。在业内看来，作为原研创新药的国产PD-1价格之争白热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土药企高端创新药研发投入不足，部分赛道竞争加剧。专家认为，近年来崛起的部分本土医药企业难以具备跨国药企的全球布局能力、成本分摊能力，部分创新药面临“不降价速死，狠降价等死”的两难处境，建议未来医保谈判可设定创新药价格保护期，引入商业保险作为支付补充。此外，还有业内人士呼吁，应重视对创新药企业的正向激励。

　　创新药持续降价

　　我国本土创新药行业近年发展迅速，一批国内原研创新药致力于攻克恶性肿瘤、罕见病等难题，形成了一定优势。然而，过去三年来，我国创新药价格进入急剧下降的区间，以某款在国内率先上市的本土PD-1原研药为例，药价大约为外资药企全球定价的1/10，即便是跟国内市场(含内外资)对比，价格也仅为约1/2。

　　不仅如此，医保支付标准也均远低于进口同类品种在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价格。2018年起，17款高价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价格大幅度降低。在此之后，2019年有22款、2020年有37款抗癌新药纳入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进一步提高了患者对创新药品的可及性。但业界也担心，药品价格的大幅度降低会对后续的研发投入带来压力。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投入与收入的比值)能代表企业的研发意愿和能力。以国产创新药代表企业信达生物为例，其年报显示，2020年，信达生物的销售毛利率较2019年数据略有下滑，从87.7%下滑至83.6%。同时，2020年信达生物研发投入强度较医保谈判前各年数据大幅降低。

　　记者独家获得的“健康国策2050”“药品价格-研发指标”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显示，这背后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超过一定阈值的药品定价有助于收回前期研发投入，为企业获得可观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进而为研发中的创新药带来更高的回报预期，从而激励企业为在研品种加大研发投入。而药企营业收入减少，则更难有动力和成本投入新的药物研发。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幅度低于企业收入的增加幅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发能力和意愿受挫。

　　某上市药企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客观来说，无论是集采还是部分创新药纳入医保，对于创新药企业是有一定好处的，“毕竟创新药研发出来直接进入医保，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营销成本。”但他同时认为，“无论是对仿制药还是创新药价格的过度打压，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企业正常的承受能力，导致‘以价换量’难以实现，压缩整体销售收入。”

　　比如，恒瑞医药2021年的半年报显示，其拳头产品PD-1单抗(卡瑞利珠单抗)，今年上半年由于执行医保谈判价格，降幅达85%，加上产品进院难、各地医保执行时间不一等诸多问题，上半年销售收入出现负增长。

　　部分赛道竞争加剧

　　而对于创新药盈利预期的不明确，导致企业研发出现了另外一种苗头：越是拥挤的赛道，则越有竞争冲动。

　　以PD-1为例，据西南证券统计，国内已经有85个企业研发或合作研发的PD-1产品，预计未来二至三年国内上市的PD-1单抗将达到15个。一位创新药企资深研发人士坦言，由于PD-1靶点已经十分成熟，因此相较于其他创新药，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较小，失败风险低，后续生产的成本也较为可控，即便降价到目前水平，也还留有一定盈利空间。

　　一位行业人士直言，目前本土药企大部分创新药，更应该叫“创仿药”，因为有成熟的研发路径，改造的风险和难度大大降低。

　　有专家认为，企业对于新药研发投入存在一个顾虑，就是现在很多同类企业研发的靶点和技术常常类似，一旦其他企业做成类似的多个产品，进而进入了集采的模式，那么其价格就会大幅下降，影响药品上市后的盈利。

　　而企业创新和研发扎堆，挤在一个赛道里，其必然会产生资源浪费。长此以往，大量资源投入在“抄近道”上，会导致医药里的高端创新停滞不前。

　　知名医药营销专家史立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层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引导药企向高端创新药方向发展。今年7月，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的征求意见稿，提出未来国内创新药申报新药临床试验，要和现有方案中最优的药物作对比，否则不能上市，“低端创新药未来将越来越难申请临床试验，这就是在打击无效创新。”

　　业界呼吁对创新药企正向激励

　　“降价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但价格不能背离价值，在供给端怎样保证企业基本的盈利和研发的积极性同样重要。”思路迪诊断创始人兼董事长熊磊认为，创新药本身是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的行业，过度的“灵魂砍价”，长期对于产业来说将是不可持续的。随着集采的范围逐渐从仿制药扩大到PD1、生物类似物，怎样把握集采的“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梁嘉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可以借鉴创新药的专利保护期，在医保价格谈判中设置一定的价格保护期，在保护期内豁免于医保目录价格谈判。对于不得不开展价格谈判的药品，也要在政府限价与药品研发投入寻求均衡点。遏制“唯低价是取”对创新药成本结构、研发激励的漠视，避免对创新药适用于仿制药的“成本加成法”。对创新药应慎用“一刀切”的限价手段。

　　对药企来说，史立臣表示，创新药市场非常大，“可以预见，企业如果不转变竞争思路，未来更惨烈的价格战将会继续上演。”他说，“在药品种类上，除了化学创新药，还有中成药和生物药;化学创新药的攻克领域，除了肿瘤，还有白血病、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骨科疾病等。企业在做产品战略分析的时候，应当将视野放得更大。”他说。

　　当前，我国医药创新处于全球“第二梯队”向“第一梯队”迈进的关键时期，需要与欧美跨国企业抢占新靶点、新机制的医药创新高地。梁嘉琳认为，中国“走出去”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限价的承受能力，可能低于只在中国市场深耕的“低成本”企业，也可能低于能在发达市场卖出高价的“高回报”企业。因此，无论是医保价格政策还是医药产业政策，都应该向“走出去”企业重点倾斜，为其“高成本、低回报”留下喘息空间。

　　由于一二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仍有可能在短期内支撑创新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梁嘉琳认为，应引导资本市场更加“创新友好”。比如：对自主创新能力强大的本土上市企业的后续增发提供支持，引导长期投资，遏制投机性资本，确保不因短期股价波动而影响研发资金稳定性。

　　熊磊认为，一方面要培养资本市场对于医药企业的“大心脏”，给创新药企业更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更好地鼓励企业创新发展，除了要在支付端和资本市场两个领域加强引导，还要优化审批结构，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相关审批人员的编制和资金预算。“创新药的审批成本和流程本身不同于仿制药，应该加以区分。当前不少创新药拥堵在审批环节，时间成本过高，应当引入市场的机制，比如探索设立审批的‘快速通道’，给创新药企业更多空间。”

　　君实生物CEO李宁认为，从长远来看，医保本身不能解决创新药的支付问题，还是需要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差异化的保险将有助于病患健康，也对创新药企业有正向激励作用。他建议可以参考国外，设立“标准支付价”，参照阶梯用药的准则，比如，医保只支付标准支付价，超出部分由个人承担;或者，如果使用仿制药，则全部报销或报销大部分，如果使用进口药或原研药，医保只能报销一小部分。此外，国内创新药的商业化环境仍有待改善，未来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在经过调研和评估的基础上，对部分药品进行一些背书、对特定创新药给予一些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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