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对金融市场应采取更开放态度

 　　吴晓灵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人，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她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验，曾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月末，我国货币供应量余额达到99.86万亿元，逼近100万亿元，居世界第一。对于上述被讨论称之为“货币堰塞湖”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北京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央行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放活。她说：“中国要管好货币，放活金融。”

　　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货币贬值的政策，她直言靠货币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是饮鸩止渴。一个国家应该更多地注重实体经济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来使用货币政策。她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参与到货币战争当中去。

　　中国不会参与到货币战争当中去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靠货币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是饮鸩止渴。一个国家应该更多地注重实体经济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来使用货币政策。

　　南方日报：日本政府提出将从2014年开始实施每月定期购入资产的“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并制定2%的通胀目标，导致日元汇率明显贬值。你如何评价当前一些发达经济体实施汇率贬值的政策?

　　吴晓灵：我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比如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没有充分发挥出潜在生产力这种情况下。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靠货币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是饮鸩止渴。所以，一个国家应该更多地注重实体经济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来使用货币政策。

　　南方日报：各发达经济体竞相对货币贬值，对人民币汇率以及流动性环境影响如何?下一步怎样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吴晓灵：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家都很关心人民币汇率。从去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来看，确实是有升有贬，而且经常会触及升的底线和贬的底线，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在一种均衡汇率之下，在上下波动了。大家也可以看到人民币在岸的汇率和离岸的无本金交割的汇率，它的差价越来越小，说明人民币汇率越来越接近于均衡汇率。大陆的人民币汇率受到央行一定的调控，因为有上下限的控制。但是在境外的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汇率完全是市场行为，这两个汇率差价的变小，也说明人民币汇率在趋向于均衡。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我认为会改变过去那种单向的走向。

　　南方日报：在中国的出口潜力下降到8%—10%的平台后，人民币进入均衡汇率区间。2013年，人民币是否需要阶段性贬值?

　　吴晓灵：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靠货币经济可以解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自身的活力和动力，在活力和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地拿货币做为工具来刺激经济，我觉得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央行不会这么做，我们会根据经济发展的态势很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的货币环境做得更好一些。

　　南方日报：如果发达经济体实施汇率贬值进一步蔓延，这意味着中国的宏观政策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吴晓灵：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往往更多地只考虑他本国的情况，想把他本国的经济怎样搞上去。但是由于在金融全球化的前提下，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大国，他的货币政策已经有了外溢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他出于对本国经济的需求所采取的政策难免会对其他国家有负的效应。就是说，一个国家若实体经济没有活力、没有动力的话，货币是难以走出困境的。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不会参与到这种货币战争当中去。而我们所采取的工具，就是说怎样有利于为中国的企业创造一个平稳的、稳定的金融环境，我们就会怎样去做，不会刻意去针对这个国际上的事情。而且周小川行长2009年就提出了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看到了这次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我想这才是一个长远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今年实现通胀3.5%目标压力不是很大

　　今年2月份CPI高达3.2%，一般来说都是到了2月份会是至高点，往后会是低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压力并不是特别大。

　　南方日报：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末，我国货币供应量余额达到99.86万亿元，逼近100万亿元，居世界第一。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好保增长与控通胀的关系?

　　吴晓灵：今年的货币政策还会是稳定的。稳定之下应该对金融市场采取更开放的态度。目前社会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有认为中国的M2(广义货币)太多了，接近100万亿元，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有批评说信贷管得太紧了，企业要钱要不到，这是两个完全悖论的东西。因为银行发的贷款太多了，那M2就会增加。因为M2是通过信贷创造出来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间接金融占的比重太大，我们M2占GDP的比重已经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管住信贷、管住货币、放活金融。

　　中国不缺钱，本外币存款余额达90万亿元。很多人想投资，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也有很多人想筹资，也找不到合适的渠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金融的渠道打通一下，大家不用都到银行去贷款，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找钱，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就能发展得更好。我认为，下一步在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该更多地促进金融市场的放活。

　　南方日报：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必要性，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应该如何规划资本项目开放的具体步骤，才能做到既推动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又能控制住每一个阶段中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开放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吴晓灵：人民币资本项下兑换没有一个明确的时刻表，这是一个从量积累到质变的过程。目前我国对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管制已经很少了，主要是在证券的买卖方面、借贷方面是有控制的，现在也在逐渐敞开口子，比如QFII，QDII;也允许中资企业在香港离岸中心发债券;最近也允许境外的机构包括境外的央行在境内的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这些都是量的积累，最终会达到质的变化。我们现在控制的目的不是要控制正常的经济生活，而是控制资本短期内的大进大出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在这之中，我们主要要建立好统计监测制度。

　　南方日报：今年实现通货膨胀率3.5%的目标是容易还是难?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吴晓灵：3.5%的通胀目标，从国内现在经济速度已经放缓这个角度看，实现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今年2月份CPI已经高达3.2%，大家觉得顶到了底线。实际上中国的物价指数它的食品权重比较多，所以春节因素很大，一般来说都是到了2月份会是至高点，往后会是低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压力并不是特别大。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处理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当然提高劳动力工资是对的，但如果提得太快了也会对物价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能源改革，能源改革是一定要做的，只有做好了能源资源价格和税收的改革才能让大家来节约资源，如果这两个方面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我想对于通货膨胀率实现3.5%也还是可以的。当然，很难准确预测未来的变化，以中国一个转轨经济的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保持3%到5%的通货膨胀率是正常的。

　　国家对铁道部原贷款支持政策不会变

　　这个是国家的战略安排，商业银行对铁路总公司的贷款，各类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券不会因为铁道部的改革而改变信用状况。

　　南方日报：有消息称，银监会可能在理财产品的量上控制在它存款比例的20%以内，您怎么看这个数量上的控制，是否能对它的风险防范起作用?

　　吴晓灵：我想银行的理财产品重要的不是在于量的控制，而是在于明示你的法律风险谁来承担，你因为理财产品本身是一个资金信托，你把钱信托给了银行，你就要承担风险，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风险，投资者要承担。理财产品它的收益确实比较高，你享受高收益的同时，应承担高的风险，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问题就不大，不必去控制它的数量。控制数量我觉得其实隐含着一点，如果它要是理财产品出了事，银行还垫得起。我觉得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解释，这个就是控制风险，不是治本之道，治本之道是要真正让银行把风险揭示给投资者，让投资者知道我买的是这款产品，不是这家银行。

　　南方日报：有消息称，截至去年三季度，铁道部负债为2.6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61.81%，年利息约为150亿元。铁道部的债务对于金融系统是否存在风险?

　　吴晓灵：铁道部的债券最大的风险是期限错配的风险，因为铁道债一般都是短期的，高速铁路投资巨大，收回的期限太长。但这又是国家决定要办的事情，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主要是考虑如何在期限管理上做得更好一些。过去铁道部发债都是准政府债，是政府信用，但是新组建的铁路总公司承担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责，采用的是企业的征信。我认为政府会通过政策金融的方式来缓释风险。这个钱不是打了水漂，有实实在在的硬件摆在那，今后还会通过铁路的营运把钱收回来，只是收回来的时间长短问题。我想在这个方面国家会做好债务安排和债信安排。

　　南方日报：铁道部撤并实施政企分开后，很多银行表示会对铁路方面贷款进行重新评级，是否意味着它将来的融资将受影响?

　　吴晓灵：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过去是以政府信用，其实过去铁道部的债券是准政府债。现在变成了一个公司，它享受的就应该是企业的信用，而不是政府的债信，是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想政府也会很好地考量。

　　这个是国家的战略安排，就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企业，国家对铁道部原来贷款或债券等各项支持措施和支持政策不会变，所以说商业银行对铁路总公司的贷款，各类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券不会因为铁道部的改革而改变信用状况。

　　建议南沙发展融资租赁业务

　　发展航运金融，实际上是推动发展融资租赁的问题，譬如上海，它的航运业很发达，其背后的融资租赁业务对上海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方日报：广州的南沙新区期待在航运金融方面有所作为，为珠三角的实体业以及港口服务。广东有4个吞吐量过亿吨的港口，但航运金融业的基础比较薄弱，在您看来，南沙发展航运金融的主要结合点和着力点在哪?

　　吴晓灵：我对区域金融改革关注不多。但发展航运金融，实际上是推动发展融资租赁的问题，譬如上海，它的航运业很发达，其背后的融资租赁业务对上海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南沙可以借鉴。进一步讲，一家企业它要购买一条船的话，投资非常大，如果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来购一条船的话，就可以采取分期付租金的方式，而且还不需要抵押。

　　南方日报：我们看到，地方对金融改革的动力很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地方金融改革的动力与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安排有效结合，既使试点实至名归，又使改革有序推进?

　　吴晓灵：我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而不要过度的碎片化，出现那么多的金融特区，金融是一个高度同质性和流动性很强的一个金融产品，在任何一个地方放开一件事情都会对全局造成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监管单位对任何一个实验区放任何一个政策都是慎重而又慎重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设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区和特区，不如大刀阔斧地在一些重要的措施上做一些推进。

　　南方日报：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有人大代表呼吁取消“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净额的50%，最多只能向两家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的限制，您对此怎么看呢?

　　吴晓灵：村镇银行的发展，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它的市场定位。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来说，大家也知道我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我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一种制度创新，是不让它吸收存款，只让它发放贷款，是一个贷款零售商。但凡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它的成本是很高的，譬如，要盖房子建金库、要有防弹玻璃，你吸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还要用的时候要分散到各个行业去，要减少这种风险，它的操作的水平要高得多，要求也要高得多。但小额贷款公司现在是只允许它从银行或者其他机构只能够得到50%的外援融资，现在正在商议当中的法规，最多也就是允许它净资本的2倍，30%的自由资本金，就跟普通的一个工商企业一样。这样其实就创造了一个贷款零售商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我认为是挑剔的人多，帮助的人少，地方政府是很支持的，现在已经有了6000多家，而且放贷款放了5000多亿元，基本上已经等于一个中型银行贷款的余额，我们应该鼓励它，应该让它明确身份，比如说把它定位成一个不吸收存款的、非存款类的、非公众的金融机构，一定要承认它是一个金融机构，这样的话它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风险拨备政策都能够解决了。

　　至于小额信贷存在的不足，主要就是它们很多没有聚焦在小额上，有的还是在做普通的大额的贷款，特别是有些注册资本很高的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它们老想去做大额的贷款，我认为这是应该纠正的，这种纠正应该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以及修订一下法规。我这一次就提出来了希望银监会应该修订它的23号文件，我提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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