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好声音”之：探寻国企、金融改革新路径

　　国企改革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多位学者表示，打破垄断、推进国企改革应是中国改革的一项迫切议程，同时也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必要前提。

　　国企与私企都需要公平的环境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表示，国企还是私企都需要有相似的竞争环境，国企已具有竞争力，没必要再给补贴。林毅夫表示，最重要的是在市场中实现公平的竞争，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需要获得信贷和各方面的资源。如果对国企的特权可以去除，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可以实现平衡发展。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认为，中国需要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鼓励成为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的思想不断涌现，使我们的经济走向下一个发展进程。他说，中国国企部门占中国GDP不到20%，在金融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垄断性更强，这是中国政府改革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很多改革都要求政府削减自己的权力，要国企放弃自己的垄断。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最频繁说的一个词就是公平。董明珠称，过去民企的赋税要比外企高12%，后来才有所改变。她回忆说，“当时，很多外企说要离开中国，最后也没走，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还怕它走吗?”对于垄断行业的逐步开放，她认为，不论是国营背景还是民营背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如何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政府如何处理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更好地扮演国企出资人的角色。政企分开是一个喊了20年多年的口号，但实际效果不佳。政企不分，一是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二是表现为政府的“父爱”式保护。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认为，过去10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主导的、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在张维迎看来，经济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呼吁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解决政府错位问题“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参加论坛的嘉宾们认为，政府削权，核心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行政权力结构，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政府改革重在调整优化权力结构，为职能转变提供组织保障。放权则是改革重要的破题点。最近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明确释放了“放权”的信号。

　　□嘉宾热议金融改革 如何找到管制平衡点?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投资大师索罗斯表示，西方呼吁要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而不少身在其中的中国金融业者却不断倡议“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的金融业未来到底是该放松管制?还是该加强管制?

　　放松金融管制可以带来更多机会

　　人保财险总裁王银成在论坛上坦言，放松管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产品创新的机会。放松管制可以带来很多的机会，放松管制可以生产更需要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为股东、消费者生产更多好的产品。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说，当下中国金融市场的民营成分不多，所以要适当放松管制，让民营企业能够进入金融领域。“只有适当放松管制、民营企业的成分扩大，金融业才能够有创新。”

　　王波明道出了当下中国金融的一个实际：虽然现在各种基金、理财产品风风光光，但实际上在金融行业很多民营公司都不过是在给银行打工，是为银行管理一种类似对冲基金的东西罢了。

　　“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商业模式，所有的牌都握在银行手里，银行体系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掌握了绝大多数的金融资源，而这个问题已经愈发严重，这也成为金融改革的一种阻力。”他说。

　　没有管制就没有信任 主要在于一个“度”

　　放松监管与加强监管，主要在一个“度”的问题。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秦智涛坚决地认为，对金融业的管制不能放松，可以讨论的是管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没有放松管制这回事，金融可以做很多好的东西，也可以做很多差的东西，没有控制的话没有办法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一定要管制。”秦智涛直言，比如在英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现在都是由英国银行所监管的，监管他们的审慎行为确保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另外一种就是行为方面的管制，主要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所销售的产品对消费者是否合适，消费者是否了解他们所做的行为，而监管方很可能只关注一方面，而忽视了客户。

　　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东宁表示，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松管制，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全国140多家城商行为例，各银行在资产规模方面的差别很大，“北京银行是1.1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其他小的城商行也就是30亿～50亿的规模，但现在的政策是一刀切，这种政策应该放开，应该区别对待。”他说。

　　小微金融或会成为金融改革重点

　　《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显示，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导致小微企业的经营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较大冲击，小微企业被迫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也因此诞生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但受制于总体的制度设计，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依然显得步履维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要促进小微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其能够通过正常经营获取必要的利润。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逐步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放开利率的管制。

　　据悉，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利率市场化等制度变革的背景之下，近年来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状况正得到更多重视，更多的银行机构将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作为转型的重要方向。一些具有先进理念和技术的银行通过产业链金融等方式切实为一些小微企业部分解决了融资问题，小贷公司等机构的兴起也增加了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此外，互联网金融也正在逐渐打破传统企业金融服务模式，成为小微金融发展的新生力量。

　　巴曙松认为，小微金融服务的改进或将成为下一阶段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应该为不同金融机构找到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商业模式;互联网金融正改变着小微企业融资生态。

　　□以改革提高效率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

　　“经过我们努力，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十分肯定地阐述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判。

　　如何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嘉宾开出的“方子”集中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方面。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转变发展模式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全世界正在搞一套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如果中国不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开放。“加快推动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比什么都重要，没有这个你是不可能做进一步开放。”张燕生表示。

　　索罗斯表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世界经济不景气造成对外贸易不稳定因素增加。另外，中国自身正在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由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由拉动消费实现经济增长，这也可能造成经济增速放缓。

　　索罗斯认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大的挑战，原因是目前出口和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较高，而消费的占比相对偏低，因此这种改变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但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抱有信心”。

　　由“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宝钢董事长徐乐江称，今天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但是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创新不足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而体制和机制问题则是影响创新的最大障碍。

　　企业家和专家在两点上有共识：一是中国科研经费逐年提高，给人感觉“不差钱”。但经费管理不合理，“不少钱用在吃饭报销上了”。二是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而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必须提高创新能力。

　　海航董事长陈峰认为，中国企业已站在一个从跟随到引领的新起点，只有练就内功和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保持长期健康发展。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把企业国际化比作“新四化”——技术人才国际化、产品多样化、服务个性化、市场本土化。

　　城镇化是最大引擎 探索城镇化新路径

　　就中国而言，城镇化这一拉动内需的最大引擎再次成为博鳌论坛的重点。在一场名为“城市化的质量”分论坛上，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表示，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制造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更高质量、更高收益的就业机会，医疗、健康、养老、失业、保险等。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有机体，各方面都要齐头并进地发展，不单纯把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是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机动态过程。”胡说道。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中国的投资始终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外围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不至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之后，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公开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编制城镇化规划，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圈地占楼，而是要有宜居的条件，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要迈出实质性步伐。张晓强也表示，要实现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有若干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政策措施保障，其中包括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城市郊区土地制度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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