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9日电(记者顾钱江 孔晓涵)“中国模式”已成当下国内外人士谈论的一大热门话题,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却不赞同这一概念。
“我不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往往是固定化的;我用‘中国道路’,因为它更容易博采众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走出的道路,不仅借鉴了外国经验,也吸收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是“谁有优点就学谁”。
厉以宁教授最新出版的英文著作即以“中国道路”为名。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汇集了厉以宁在1980年至1998年间的16篇重要文章。
时下,国内外学者探讨经济发展“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著作渐多,但厉以宁这本以“中国道路”为名的英文著作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正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评论:书中收集的16篇论文,集中展示了厉先生关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转变的深邃见解及其演变为革新而务实的政策主张的具体议题,“而这些主张大多已被采纳并化为现实”。
厉以宁对中国改革的一大贡献是提出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并被决策层所采纳,人称“厉股份”。2009年,厉以宁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厉以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中感慨地说。
厉以宁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组的12名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86年,厉以宁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惊人的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一观点是基于西方的非均衡经济理论,而我的创新在于提出存在两类‘非均衡’。”厉以宁说,“当时,中国不仅市场不完善,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市场主体,企业并非真正的企业,而是计划经济下行政的附属,一切听命于上级。”
因此,厉以宁力主中国的企业必须彻底改革,从政企不分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道路是股份制。这表明一个曾经离经叛道的观点成为主流看法,并变成了重大决策。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两个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厉以宁说,“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主要方面在国有体制改革,今后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前瞻未来3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道路,厉以宁以为重点有三:第一,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走向城乡一体化;第二,国企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反垄断,否则就不彻底;第三,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制,难点是城乡保障的一体化。
上个月,北京大学为祝贺厉以宁80寿辰和从教55周年举行了研讨会。厉以宁亲自将会名定为“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
他在会上发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演讲指出,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他深信,只要采取有利于调动民间积极性的措施,中国经济必将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厉以宁的经历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经济学家参与到改革方案的设计中,其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不仅解释了世界,而且改造了世界。
2005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被民间称为“非公36条”。这项政策的出台,与厉以宁牵头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非公有制经济专题调研组的报告直接相关。
厉以宁主要的专业领域是西方经济史,他著有《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对二十世纪英国经济衰落的现象即“英国病”,也有深入研究。有评论指出,厉以宁在博采外国经济学理论并关注中国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创见。
谈及中国道路对他国的启示,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改革比价格改革更为重要。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是外研社人文社科出版分社“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之一。策划人吴浩说,博雅系列旨在促进中国学术的对外传播,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