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经济学家戴园晨:勇于建言改革的谔谔之士

　　戴园晨 1926年7月出生，浙江海宁人。我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价格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学术专长为经济学、宏观经济。 1946年毕业于江苏学院政治系。 1949年5月在华东财政部工作，1954年大区撤销后调中央财政部工作，任财政部科长及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80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6年8月被中国社科院推选为荣誉学部委员。主要论著有：《过渡时期的国家税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价格问题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不宽松的现实与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研究》、《并非自由的选择——改革时期的通货膨胀及其对策》、《中国经济新论》等。

　　戴园晨教授出生在钱塘江畔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但是，父亲的英年早逝、日军的侵华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却让他的求学历程异常艰辛，也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考入中国社科院之后才专心治学，而后孜孜矻矻、皓首穷经，学术成果丰硕、著作等身。

　　他不仅学识贯通古今，也是经济改革的谔谔之士，积极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他专长宏观经济学研究，曾发表大量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问题的论文。戴园晨教授也一直致力于民营经济的研究，由他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调查与评价中心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成为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2006年8月，他被中国社科院推选为荣誉学部委员。

　　近日，已届87岁高龄的戴园晨教授在其位于北京皂君东里的家中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治学心得。

　　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才成了专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

　　中国经济时报：新中国成立后，您一直在政府财政部门工作，后来是怎样走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之路的?

　　戴园晨：1949年5月，我在华东财政部工作，主要从事税收方面的管理和政策研究，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对财政经济问题的探索。 1953年，在组织安排下，我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 《过渡时期的国家税收》。1954年大区撤销后，我又调中央财政部工作，一直做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我接触到了许多财政税收方面的现实问题，养成了独立进行理论和决策思考的好习惯。 1957年，我又写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数据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上。那时我热情高涨，本想把这篇论文当作“开山炮”，继续从事经济问题研究，但是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将我的热情浇灭。

　　文革开始后，我被迫终止了自己的政策研究，在“五七”干校整整工作了六年。稍微幸运的是，文革还没有结束，我就回到了财政部的工作岗位，在农业财务司从事水利资金、水利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这段时间，我结合“上山下乡”和实地调查，写成了一些如何有效使用财政支农资金的调查报告。也许是在政府机关中长期从事与政策调查和研究有关的具体工作的缘故，我逐渐产生了专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念头。巧合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因缺乏学术研究人才而向社会各界公开招考研究人员，这令我激动不已。于是，我悄悄报名赴考并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这个时候，我才成了专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以前虽然写了一些经济理论文章，但基本上属于业余爱好。

　　让价格回到交换，改革价格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学等，您在这方面的主要著述和重要学术观点有哪些?

　　戴园晨：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多年，涉猎比较广泛，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对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探索，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规律，国家经济决策、对策与政策研究。这些论文都收录在《戴园晨集》里面，我将这三部分内容分为三篇。

　　第一篇收录了有关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文稿。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数据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一文阐述了 “商品买卖中反映的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所有权转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一样具有价值”、“生产资料并未越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之外”等观点;《价值决定和价格实现》一文阐述了“价值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在实现时表现为价格，探讨价格形成不能脱离商品流通过程”、“按统一的、平均的利润率定价是行不通的”等观点;嗣后我又一再强调“让价格回到交换”、“改革价格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放开价格，转变价格形成机制”，提出了由模拟市场转向实实在在市场的改革思路。

　　在第二篇中，收录了有关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文章。我在这方面的观点有：改革过程中要创造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环境，形成一个拥有适当后备的供给略大于需求的 “有限的买方市场”;在通过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导致需求膨胀的体制原因的同时，采取有克制的经济战略，控制投资、消费双膨胀，抓紧治理短缺现象，不断创造条件使宽松的经济环境得以实现;以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要和培育市场及建设市场体系的进程相衔接;针对各个宏观战略目标的长期、中期方针，会反映在年度宏观形势变化之中，年度调控必须与长远战略结合。

　　第三篇主要收集了探讨有关决策、政策、对策与经济行为选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个人、企业行为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我国曾有过一段没有选择自由的时期，几亿人只需要一个头脑来思考，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都由上级来决定，人们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只能作为螺丝钉在哪里拧住便在哪里待下去。而且，企业管理者也没有自由决策权。我因此呼吁给个人自由选择权，给企业经营自主权。选集中收录了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呼唤自由人》，表达了我的这一观点。针对国营企业中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领导人的对策，写了《工业侵蚀利润》。针对财政包干制推行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写了《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

　　理论经济需要理论价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重视价格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刚才您谈到了价格改革。我们知道，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价格改革何以如此重要?

　　戴园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集体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农民同国家之间，职工、城镇居民同各种经济成分之间，都要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经济联系，而且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也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发展经济联系。它们彼此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彼此之间的交易还必须通过价格来核算。价格体现着交换关系。价格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它在实现商品交换中起着经济杠杆的作用。此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价格联系着经济活动，价格传递着经济信息，价格调剂着经济利益。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家通过对总需求的控制和调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保持通货物价的稳定，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时候，价格作为连接经济活动、传递经济信息、调节经济利益的杠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使工农业生产按比例发展，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调节供需和替代。

　　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商品价格来体现。不合理的价格影响生产和流通，会导致盲目发展和盲目紧缩，影响资源的节约和使用，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效。因此，理论经济学需要理论价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重视价格改革，以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

　　在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总还是要经历“商品的惊险的跳跃”

　　中国经济时报：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回溯一下中国价格改革的历程?

　　戴园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过从经济理论探索来考察，1956年时，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理论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期。当时，我参加由几个中央部级单位组织的对上海工商业间矛盾问题的调查，听了不少企业的申诉。我当时和王琢同志讨论，对于正在普遍学习的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国营企业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已经越出价值规律范围之外的观点提出疑问，认为各个国营企业不论是商业还是工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是“亲兄弟，明算账”。

　　我国在迈向市场取向的改革初期，理论界主流倾向于推行兰格模式。在曾经担任过捷克副总理、支持过价格改革的奥塔·锡克来华访问并介绍经验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按照各种利润率价格调整方案的预算。不过由于计划价格的调整程序多、间隔长，而市场供求变化快，模拟市场的“试错法”的路子走不通，我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的实现，同样要通过市场，因为市场乃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它和商品生产是同始终的。这样，在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在商品追逐货币的过程中，总还是要经历‘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还不免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恰好等于价值。 ”

　　对于奥塔·锡克介绍的捷克对模拟市场的测算，我当时认为，测算要应付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商品，要计算成千上万的各等各级的生产要素，要进行若干亿次计算，而且能否算清，还不得而知。因此，我对中国所进行的模拟市场的理论价格预算持否定态度，并提出了从模拟市场转向实实在在市场的改革思路。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尤其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很低，一旦放开价格，将会出现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生活。我和艾中全同志讨论，认为采取工资和物价挂钩措施，使工薪阶层在物价上涨时能够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减小体制转轨阻力，加快推进改革。但当时只能以内部文件形式汇报上去，没法公开发表。理顺价格体系会引起物价上涨，而对于工资与物价挂钩措施又未能实施。于是，我国走向了双轨价格的特殊道路，即计划内的供需按计划价，超产的供需按市场价。

　　采取价格双轨制改革有不得已的苦衷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价格双轨制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使得“官倒”或“私倒”等寻租活动蔓延。

　　戴园晨：价格双轨制在当时的理论界是有支持的，我则对其不得已采取的苦衷和利弊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认为我国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改革模式，在双重体制下以渐进方式使新体制由点到面逐步推开，阻力较小，改革容易早起步早见效。改革措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采取“一揽子”方案改革，利益关系的变动过于激烈，可能超过承受能力，引起震荡，增加改革阻力。而采取渐进方式，可在基本维持原有利益结构的基础上，分步骤调整，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使改革步步为营，最终实现预期目标。那些原属完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现在有了对计划外部分产品进行自产自销的权利，可以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生产和供给，缓和供求矛盾，稳定地发展经济。

　　当然，双重体制并存确实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由于旧体制的某些行政直接控制手段放弃后，新体制的间接控制手段并没有相应和及时地跟上，或者在新体制的间接控制系统形成条件尚未成熟时过早地放弃直接行政控制，会出现两种控制手段间的“真空”状态。这往往会导致宏观失控、参数混乱，加剧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在双重体制并存情况下，信号系统特别是价格信号系统发生紊乱，削弱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由于同一产品的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相差很大，不少企业在投入上追求低价的计划调拨，在产出上热衷高价的自由销售，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冲击国家计划。企业间经营效果的比较，不仅取决于各自的经营效率，更取决于不同的价格，取决于各个企业上级主管部门的定价。与此相应，某些地方、企业、单位和个人却钻了两种体制和双重价格的空子，就像你说的，“官倒”或“私倒”等寻租活动蔓延，形成不合理的悬殊收益。

　　板块模式具有可操作性，也便于小配套、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在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的讨论中，部分计划和部分市场结合的“板块式结合”模式被一些经济学家斥为缺乏理论、缺乏理想的模式，您是怎样看待的?

　　戴园晨：“板块式结合”模式确实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鄙视，然而我觉得，在面对种种困难的实践中，实际上它却是可供操作的现实可行的模式。我一直主张“板块式结合”模式，认为板块模式具有可操作性，也便于小配套、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我不赞成那些持论甚高而难以操作的改革模式。再者，我肯定板块模式的同时，又强调迈向市场过程中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以及国家收支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经常保持大体合理的比例，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达到的，须由政府进行调节。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虽然由市场来调节有更高的效率，但市场调节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要用各种经济杠杆间接地影响市场。而且，对于某些部门或某些商品，也仍旧需要利用数量信号和配额方式进行直接调节。在非平衡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并存，价格方式调节和数量方式调节并用，可以使两者起到互补作用，形成微观活动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某种“板块式”的结合。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的产品是由价格信号和价格方式调节的，另一些部门和另一些企业是由数量信号和数量方式调节的，两者的比重将随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形成微观主体活动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不断有进有退的“板块式结合”。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体制外民营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时报：您一直致力于民营经济的研究，请您评价一下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戴园晨：中国民营经济在消亡后重新复苏，原本是为城市待业青年开拓新的就业门路、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寻找谋生出路而提出和实施的，然而，实践的结果却令人振奋。谁也不曾想到，当初栽下的这些小苗不仅迅速成长，而且很多还奇迹般地完成了原始积累，滚雪球般地成长为参天大树。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动力并非来自体制内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而是来自体制外民营经济的崛起。尽管在民营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人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伴随着反反复复的争议，伴随着政策宽宽紧紧的波动，伴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伴随着剧烈的震荡。

　　“红帽子”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特殊产物

　　中国经济时报：什么是“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戴园晨：“红帽子”企业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在中国却一度大量存在。探究其原因，是在所有制歧视下被迫采取的对策。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已经从消灭私人经济的政策转变为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政策，但当时只容许个体经营，对雇工超过7人的大户便不给进行工商登记。1988年后，才取消了这方面的限制。

　　由于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原因，私营经济在政策环境上与其他经济成分不能相比。它比不上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有种种优惠，私营企业多半没有;国家鼓励外资企业出口，私营企业出口则要经过外贸部门。私营经济的政策环境也比不上公有制企业，例如私营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就十分困难，而不得不搞所谓的体外循环。有些地方的私营经济在解决场地、能源问题方面，也困难重重。至于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在登记条件方面的限制，有些地方的土政策就更多了。在税费负担方面，私营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比乡镇企业高。有些地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除按规定向工商机关缴管理费之外，还要向乡镇企业管理机构缴费，而乡镇企业只缴一头费。

　　正是由于中国私人经济发展中遭遇的特殊环境以及面对的种种困难，因此，有相当多的私人企业以“红帽子”企业的形式出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特殊产物。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相应的利益驱动。 “红帽子”现象是由给“帽”和戴“帽”者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双方都能从中得到实惠。它的作用是：(一)政治上的“安全帽”;(二)经济上的“优惠卡”;(三)额外负担的“避风港”;(四)地方政府回避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中国经济时报：您从事学术研究50多年，硕果累累，请您具体谈谈您的治学心得。

　　戴园晨：我认为，学术研究要有 “知识”、“见识”、“胆识”三重境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源流和阐发解释，学者对于学科、学派的了解程度，反映了自己的知识深浅。知识浅者容易以偏概全，似乎自己掌握的本来知识可以回答一切。知识深者因具有渊博知识，贯通中西古今，对问题的研究解答往往作出充分的比较与借鉴。所以治学问要扩充眼界、长进知识。但知识只是了解前辈已经说过的话，单有知识，不足以言改革。改革需要破陈规旧矩，闯出新路，这同所有的理论开拓者一样，没有洞察事理的“见识”，是不可能创新的。然而，有了“知识”和“见识”，若无敢于发表见解的“胆识”，虽有知识、见识，仍和无知识、见识一样。

　　我曾请人写过一条幅：“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悬诸壁端，以作警示或者是对自己治学的要求。当然发表见解要有相应的环境。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正在于由此冲破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为理论工作者壮了胆识，这才推动了理论大发展。在不平凡的岁月里，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都有着飞跃的进展，在推进过程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回溯起步时的情景，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今胜昔”的变化。(本报记者 崔克亮 实习生 杨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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