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置身变革的年代(6)

　　主持人：您从一名记者到现在的业务领导，回望记者生涯，您觉得一路遇到的人对您影响最深的又是谁呢？

　　夏林：新华园这个大院里，有上万名新闻工作者，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同行都让我非常佩服。这里我想只说一说几位老新闻工作者，因为他们已经不在现职工作岗位上，以他们为例没有刻意追捧之嫌。

　　比如说英年辞世在工作岗位上的郭超人，担任过新华社的社长，但他首先是一个新华社的优秀记者，而且如果说记者分大小的话，我觉得郭超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记者。超人新闻生涯的起步就是在西藏，24岁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写了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名动天下。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被派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当记者，当他知道我要去西藏时跟我谈过一次话，那时候他还是四川分社的业务副社长。谈话以前我觉得我挺懂得怎么当记者，跟他谈完以后才知道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怎么当记者，或者说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好记者。比如郭超人跟我说他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的一本书叫做《亚洲腹地旅行记》，这本书在全世界迷倒了一大批读者，因为斯文•赫定出生入死，独自一人一马从印度进入中国云南，翻越青藏高原，又进入新疆古格王国，把过去人迹罕至的亚洲腹地整个走了一遍，他写的游记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这个地球另一面的生活。郭超人说他自己看完这本书后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再写一本《新亚洲腹地行》，沿着斯文•赫定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记述在新的时代中国的这些地方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为了这本书准备了很长时间，在下牧区采访时，写下很多采访笔记，拍了很多照片，那时候还都是胶片的照片，他自己暗房技术也很不错，都冲出来收藏好了，几百张之多，就为这本书准备着。可惜文革中人家专盯着他这套材料，抄出来都毁了，让郭超人每每想起来就痛心疾首。

　　这番话我听了以后很吃惊，我在城市分社当过几年记者，但只是想着当天写哪篇稿子，选个什么小角度切入，起个什么好标题惹眼，想得很具体，很精确，就是失之琐碎，过于零散，从没有过超人这种俯仰天地、纵横时空、气势磅礴、大笔如椽的大想法，所以震动之余，夜不能寐，我甚至想：同是一本绿皮的新华社记者证，在不同人的手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

　　后来我在西藏经历了牧区雪原大跨度采访后，为经济参考报写过一个连载五天的长篇通讯《西藏高原万里行》，那是我第一次尝试从雪域高原的历史方位和时空坐标，来考虑一个民族前世今生的命运，而过去我是从来不懂这样写稿子的。后来工作岗位发生多次变化，但我始终还坚持写一些东西，而且刻意地写了一些全景式的东西，报纸登的时候都是拿出整版版面，如《南望暹罗湾》《川藏公路行》《北有丹华》《轿车梦》《国药当归》《餐桌上的污染》《伟人家中的追忆》《取景框里的“世纪之战”》，等等，都是在各家报纸上整版刊登，写稿时就计算好了8000字的字数（整好一个版的排版字数）。这不能说不是受郭超人的影响，他是对我学习怎样当记者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在组织报道方面，新华社的前总编辑南振中，他的业务理念对新华社的采编队伍也很有影响。南振中有一个业务观点，他说我们看事物应该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的气象预报，看气象云图从中国及邻国的版图上怎么生成怎么移动最后怎么消失，从而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雨那里晴，他的这个比喻挺值得琢磨。这不就是提示我们这些组织报道的人，对新闻事件要做动态的全局上的把握吗？特别难得的是，他对业务的指导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不仅告诉你不写什么，而且告诉你写什么，大家都知道，新闻单位里的记者们最欢迎这样的业务领导。这方面的例子就多了，比如，十年前他出的《菜价追踪》的这个题目，至今仍很有影响，当时北京的菜贵，群众意见很大，但原因出在哪儿一时谁也说不清。老南叫记者从大钟寺菜市场开始一点点往前追，菜从哪儿来的，从寿光来的，记者来到寿光，然后，从地头到市场一路追踪，把情况了解得清清爽爽。比如说萝卜在寿光只要1角钱一斤，到了大钟寺成2块了，走了这一路记者明白了，读者也明白了，知道了菜价怎么涨的，是在中间环节都被扣走了，菜农没有多大的收益，这个就是非常透彻的新闻采访的思路，还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新闻写法。后来刊登过这篇稿子的一家大报，一年以后又用“菜价追踪”的原题目重新发了回头版头条，直到现在你上网在百度上搜“菜价追踪”，仍可以发现好多人还在使用这个题目写物价，好多媒体仍然套用这个路数在搞追踪，有“菜价追踪记”，有“闽南茶价追踪记”，有“辽东粮价追踪记”，不一而足，跟进的热情不减。老南的严谨、审慎、清晰、明快的新闻理念和业务风格给我们新华社编辑部门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这个后来人学习怎样当一个称职的编辑也颇多帮助。

　　主持人： 11月23日，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了各省区市视频会议，动员部署开展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专项教育活动，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新华社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夏林：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每天发出的声音在国内外都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一直是非常严格非常严谨或者说是非常谨慎的，新华社多年来形成了一整套业务传统，包括我们的发稿流程，这些业务流程是经过多少次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最后总结固定下来的。这样我们一方面靠人的觉悟，同时也靠发稿审稿签稿程序来确保不发生差错。对记者编辑不仅仅是从提高认识抓起，而且靠稿件的采、编、发、审、校的流程来杜绝错误的发生，特别是防止政治性的错误、事实性的错误。因为差错有三种，政治上的、事实性的、技术性的这三个级别，当然也要尽量少发生技术性的差错，技术性差错，有时会带来政治上的不好的影响，而且是覆水难收。因为我们每天要播发几百万字的稿子，这么大量有的时候也会偶发技术性差错，比如说标题里写的是一个名字，新闻中的名字给颠倒了，我们希望这种差错少出。我们有套制度，鼓励媒体或读者如果发现有错误马上向新华社反馈，核实以后我们还要给他奖励，有些读者发现一个新华社差错奔走相告，觉得你国家通讯社也能出错？电话里声音都很兴奋。我们对这类批评电话洗耳恭听，该处理的处理该奖励的奖励，这样现在差错越来越少了。媒体的公信度很大的程度取决于媒体所报新闻的准确性，如果你要不准确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专项活动来抓非常及时，也会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

　　主持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文/朱希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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