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从揭丑到讲故事的转变
如果说上述两点从报业内部分析了调查性报道衰微的原因,那么政治因素,就是从报业外部来看它对调查性报道的消极影响。
调查性报道被看作报纸的核心报道力,而调查报道的数量及质量都被看作一张报纸是否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原因在于,调查报道因“揭露丑闻”而诞生,它往往为着公众的利益去调查敏感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政治人物和势力集团牺牲公众利益的罪行和腐败案等等,并写出尖锐的报道,引发和引导舆论并让舆论的积极作用——使公众利益最大化得以发挥。而如今的情况如何呢?兰斯·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提到:今天的美国“新闻的4个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公共信息并没有像它所应该的那样促进民主事业。这些特点就是:个人化、戏剧化、片段花、权利-无序的倾向。”这些特点旨在说明:现在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并不是从引导公众认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立场进行报道的,也不是出于“揭露丑闻”宣扬正义的立场进行报道的;而倾向于把政治人物当娱乐人物一样报道,如克林顿性丑闻事件;也倾向于把公众关注的政治问题戏剧化,即关注新闻人物、事件的冲突效果,而不是揭露隐藏的罪恶以及引起这些罪恶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尖锐的调查性报道变成了温和的故事?
首先,随着企业跨州联合和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它们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控制着新闻来源,进而控制着调查性报道的产量。
其次,美国政府日益强调的“新闻执政”观念,就是要通过控制新闻源、提供新闻素材和频繁的新闻发布会来引导记者的注意力。而忙于多重发稿任务的记者由于没有经历主动捕捉新闻源,因此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依赖程度加剧,这就使政府潜移默化地控制了报道的主题甚至倾向,进而管理着公众的理解力。
第三,美国报业广告收入的下滑使大型企业尤其是广告大户成了报纸不敢触碰的势力,关于它们的问题或丑闻的线索基本成为禁区。1998年开始,美国索诺玛州立大学就开始了设立了美国禁发新闻项目组,旨在调查政府和大型企业怎样通过控制新闻界和新闻报道来遮蔽美国公众的视线的。而每年列出的十大禁发新闻不是有损政府公信力就是有损大资本集团利益的尖锐报道,而它们因为和公众利益对立,不幸被禁。由此,调查报道变得无法尖锐,只能通过展现冲突来突出其故事性的一面,于是成了温和有趣的故事。但是,调查报道一旦丧失了尖锐性和为公众利益的目的,就失去了公信力和真正意义上的可读性。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美国报纸的大多数调查报道并不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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