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9日,著名编辑家黄涛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我和社里几位同志以及他的家人一起,含着热泪为他送行。这一天,正是黄涛88岁生日,我们围着黄老遗体,唱起“祝您生日快乐”的祝愿歌,祝黄老在天堂一路走好。
一生献给红色经典出版
纵观黄涛伟大而平凡的一生,最感动我的,就是他“毕生磨一剑”的崇高精神。1956年,36岁的黄涛受命负责编辑《星火燎原》。他从策划这部新中国鸿篇巨著,到广泛征文、艰辛约稿,再到核证史实、编辑加工;从通过上级邀请毛泽东主席题写“星火燎原”书名,到直接约请9位元帅撰写珍贵文稿;从克服重重困难分批出书,再到“文革”中冒险保护上万份珍贵资料。黄涛可谓呕心沥血,义无反顾。直到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指示下,出齐10卷《星火燎原》丛书,他为这部红色经典的诞生花了整整26年的宝贵心血。
1983年,63岁的黄涛以解放军出版社顾问身份,积极组织一系列恢复红色经典读物出版、创办弘扬革命传统书刊书店的工作,主持编纂了我军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参与创办了第一本革命回忆录杂志、第一本面向部队青年官兵的生活杂志、第一家专门发行军事书刊的书店——中国军事书店。仅他负责编辑的红色经典书籍就达39本,2000多万字。
2005年,85岁的黄涛主编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优秀出版物,还带病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英雄故事,宣传推广红色经典。2006年,他已是86岁高龄,仍然不知疲倦地霍霍磨着那把早已闪光的宝剑:主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有关优秀出版物。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08年,88岁的黄涛在身患膀胱癌晚期、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向全社会疾呼:“记载着老一辈革命者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应该影响每一代人。”“在当今价值观念多元化特别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的时代,我们的红色经典的确急需整理和编辑,以抢占主流思潮的阵地。”并以仅剩的一点元气,积极主动投入《星火燎原全集》的策划和编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鼎力支持《星火燎原·未刊稿》
2006年,我去解放军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有缘结识了黄涛老前辈,从此亲身经历了黄老“毕生磨一剑”的许多动人情景。当年年底,我组织全社力量抓紧整理、编辑《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面对黄老当年冒险保存下来的大批珍贵手稿,我知道有一系列亟待搞清的问题需要赶紧请教黄老。比如,这些珍贵手稿当年为何不能出版?当年编辑《星火燎原》丛书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为何10卷本的《星火燎原》丛书直到1982年才出齐?没见黄老时,我很担心这些事隔半个世纪的疑问会难住这位暮年老人。
但是,当我见到黄老时,他对当年《星火燎原》征文活动和编辑工作的准确记忆让我吃了一惊。他用平静的语调,将当年《星火燎原》征文活动的由来与盛况,毛主席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此事的高度重视,直接向10位元帅约稿的情况,1957年国家用纸紧张影响《星火燎原》发行等所有问题,一一作了详尽回答。当时,我对林彪未给《星火燎原》撰写文稿觉得不可思议。黄老说,他对10位元帅都发了约稿函,林彪收到了置之不理,他也没再催促,因为约写此类历史文稿坚持作者自愿的原则。
黄老非常赞赏我们编辑《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他说,当年《星火燎原》征文活动收到大批优质稿件,而丛书选稿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加上战争年代情况复杂,再加上1957年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失误,选编涉及党史军史的稿件要服从现实政治需要,要求对反映有些部队、有些事件的稿件慎重处理,于是不少稿件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能刊用,如今编辑整理这些珍贵历史文稿赶上了好时候,刊用这些稿件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部队官兵和广大青少年开展光荣传统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黄老越谈越来劲,不时流露出对《星火燎原》丛书的深厚感情,对我们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的热切期待,并表示今后编辑出版这套大书遇上什么困难,他一定给予帮助。黄老的鼎力支持和热情鼓励,为我们编辑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7月,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机关的支持下,我社全体人员经过半年多艰苦努力,终于向全社会推出《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向建军8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为感谢黄老的大力支持,我特意在该套丛书前言中向黄老致以由衷的谢意。
《星火燎原全集》出版始末
2007年8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满足全社会读者的要求,我开始组织全社力量,在原《星火燎原》丛书和《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基础上,编辑出版20卷本的《星火燎原全集》。在社党委的强力支持下,我社专门成立了“星火燎原编辑部”,社党委分工我直接抓这项重大出版工程。而且这项重大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原新闻出版总署给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黄老听说后非常高兴。
当年10月,黄老因膀胱癌晚期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特意捎信请我去医院谈话。原来,他已将原《星火燎原》丛书因历次政治运动被撤销的20多篇文章目录拟制好了,这是他忍着病痛,用钢笔工工整整抄写的,看得出来他考虑并准备了很长时间。其中,包括谢觉哉撰写的《浏阳遇险》,讲述毛主席在领导秋收起义前被反动民团逮捕后又机智脱险的故事;田长江撰写的《平江起义片断》,讲述彭德怀同志组织平江起义的经过,等等。黄老说,《浏阳遇险》这篇文章是谢觉哉同志主动投稿的,谢老是与毛主席一次散步时,毛主席亲口讲他在浏阳遇险的经过,谢老文章在《星火燎原》首版发表后反响很好,但因遭到江青反对,这篇文章在《星火燎原》再版时只好撤下来了。黄老说,由于彭德怀同志1959年受到错误处理,除当年涉及他的个别文稿因特殊情况被保留外,其余文章都被撤了。我认真阅读了这批文章,发现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于是将这20多篇文章都收入新的《星火燎原全集》中,并举一反三,将原《星火燎原》丛书出版以来因历次政治运动被陆续撤销的75篇珍贵文稿全部恢复。
编辑出版《星火燎原全集》是一项浩繁复杂的出版工程,除原《星火燎原》丛书和已出版的《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已刊文章外,我们又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到340篇从未出版发表的高质量文稿,全集有1066万字,刊用文稿1705篇。为了确保这项重大出版工程顺利进行,我每遇到重大问题,都去医院向黄老当面请教。但每次一进黄老病房,看到他脸色苍白,全身乏力,在家人搀扶下勉强坐起来,我总是深感内疚,自责不该打扰这位饱受病魔折磨的垂危老人。而黄老一看到我来了,和我一谈起《星火燎原》,两眼顿时炯炯有神,情绪很快高昂起来。原来,他在医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组织编辑《星火燎原全集》的进度。
有一次,我向黄老请教,《星火燎原全集》计划编辑20卷,按一般编书顺序,应将所有文章统一归类,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立卷,但原《星火燎原》丛书已出版发行了近半个世纪,每个分卷的文章都已定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黄老的意见是,干脆将前10卷、后10卷分别按历史时期立卷。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好,既保持了原来两套丛书的连贯性,照顾了读者的阅读记忆,又避免了所有文章的大调整,加快了编辑进度。于是,《星火燎原全集》20卷在坚持统一编辑思想、原则和装帧设计风格的前提下,原有两套丛书分别按三个历史时期立卷,已刊文稿位置不变,将原被撤销的历史文稿分插前10卷,将最新收入的历史文稿分插后10卷,每卷作者不论职务高低,均按文稿中反映的历史事件顺序编排,后来读者对此都比较满意。
又有一次,我就《星火燎原全集》如何统一文稿相关元素的问题,向黄老讨教。在已出版的《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中,为适应新世纪读者需求,我们为每篇历史文稿附加了作者简介、知识链接、历史图片等阅读元素,很受读者欢迎。但原《星火燎原》丛书缺少这些元素,如果补上这些元素,编辑部将增加相当大的工作量,为此有的同志建议“新书新办法,老书老办法”。黄老提出,编辑革命传统读物要与时俱进,图文并茂的读物肯定比仅有文字的读物感染力强,当年编辑《星火燎原》来不及也没条件增加这些元素,而《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增加了这些相关元素,就亲切多了,满足了青年读者多方面的需求,既然是一部统一的大书,全书风格应该一致,不要怕麻烦。我回社后和编辑部统一了思想,下决心尽最大努力,将20卷1705篇文章的相关元素搞齐、搞准,为此编辑部人员连续数月加班,付出了巨大心血,终于实现了既定目标。《星火燎原全集》付印时,已汇集图片2117幅,知识链接1216条,编辑部档案影印件413幅,全集作者1338人,尽最大努力找到作者信息的有1050人,有作者照片的838人。
黄老住院期间,尽管医生和家人都对他隐瞒病名,但他心明似镜,知道自己在世时间不长了,他对医院用药、家事、身后事毫无牵挂,一心期望我精心编辑和早日出版《星火燎原全集》。有一次,他和我讨论完这套书的编辑工作时动情地说,要是再有一年半的时间,帮助社里将这套大书从头到尾梳理一遍,该有多好啊!尽管他在医院里可以天天翻阅《星火燎原》和其他读物,但对病房内整天输液诊病、干扰他自由看书、编书还是觉得压抑,在病情逐渐恶化、我们都希望他安心住院的情况下,他竟坚持出院回家了。那天,我去他家中探望他,他躺在床上已不能自由翻身,两眼微微睁开,向我轻声询问《星火燎原全集》的编辑进度,当听说这套书编辑加工还需有一段时间时,他叹了一口气说:“要是能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黄老为编辑和传播红色经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行为,使部队官兵和全社会读者深受教育和鼓舞,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黄涛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并在全国范围内对黄涛事迹作了广泛宣传。2008年11月,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向黄涛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2008年年底,《解放军报》举行“与时代同行——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评选,黄涛当选为30位新闻人物之一。2009年7月,黄涛又被全军官兵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2009年9月,黄老生命最后岁月中热情支持、天天期盼的鸿篇巨著——《星火燎原全集》,终于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顺利出版,发行全军全社会。《星火燎原》这部被郭沫若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的红色经典,经过几代军事出版人的精心加工,如今成为国家级标志性出版物和全军全社会革命传统教育的权威读本。自1958年至2010年,该书发行已突破1000万册。2011年,该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星火燎原全集》刚上市几天,有两位来自东北大连的老工人,各自揣着当月1000多元的工资,专程赶到我社的中国军事书店,购买了两套精装版的《星火燎原全集》,说是要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并虔诚地提着两盒香火,辗转来到黄老家中,以中国最传统的祭奠方式,纪念这位毕生传播党和军队光荣传统的老英雄,他们的自发行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黄涛精神及革命传统读物的充分肯定。
光阴荏苒,黄涛同志去世已近5年了,但他的英名永远镌刻在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一篇纪念文章中,高度评价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一批著名编辑出版家:“从早期的邹韬奋先生、范长江先生、叶圣陶先生,到王益先生、黄涛先生、范用先生等,他们不仅是新闻出版界的骄傲,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出版人应崇尚黄涛精神
编辑出版业是门崇尚钻研、力拒浮躁的专业。任何一位有素质的编辑出版人,要编出一两部好书不是件难事,难的是一辈子以编好书、出精品为人生追求,以终日面壁和长年加班为快乐生活,以读者满意和社会进步为价值取向。只求好书走天下,不计个人得与失,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正是黄涛精神的真实写照。
毕生磨一剑,贵在胸怀凌云志,淡泊名与利。黄涛很小就参加革命,经历丰富,才华横溢,无论干哪项工作都非常出色,30岁刚出头就成为正师职领导干部,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前程辉煌。当他受命组建临时性编辑队伍并投入《星火燎原》编辑出版工作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编撰我军首部文学性军史读物的殷切期望、首次整理我军浩繁复杂的军史和战史的艰难程度、实施我军首部重大出版工程对编辑工作的严格要求,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从此他无怨无悔地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传统读物编辑出版工作。
在黄涛眼里,功名利禄是过眼烟云,唯有党和军队事业万古长青,唯有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如泰山。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权威生动的党史、军史大型史料丛书,《星火燎原》丛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喻户晓,它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帮助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充分了解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意气风发地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星火燎原》编辑发行的成功,正是黄涛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
当前,一些中青年编辑由于心浮气躁或超负荷工作,便炮制了自我为错情安慰、为马虎开脱的歪理邪说,比如“文责自负”“编校标准偏严”之说,甚至有的编辑从不求真求实,常常以“大概齐”编书,这也让人耻笑。而相比之下,黄涛编书却是严了又严,细了又细,他认为出书好比一个婴儿出生,务必对书籍生命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2006年他主编《红军英雄传》时,对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叫“梭镖”的武器的正确写法产生了质疑。很多文章有写“镖”的、有写“标”的。究竟是“镖”还是“标”呢?他一口气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海、辞典,最后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并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做了通报。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名反面人员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黄涛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更改过来,并在小样上写道:“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军事出版路迢迢,黄涛磨剑励后人。愿新一代军事出版人以老英雄黄涛为榜样,胸怀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雄心壮志,齐心协力磨出更多更锋利的先进文化之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施雷)
“《星火燎原》 就是我的心”
作为记者,关于生命的故事听到很多,但是老编辑家黄涛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试想,一个人,当知道自己的生命仅剩下一年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家庭、儿女、财产……这些实属人之常情的考虑,在编辑家黄涛那里竟然没有。那么,他考虑的是什么?竟然是一套书,一套给他带来荣辱同时也耗费他一生年华的书——《星火燎原》。黄涛说:“《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把书作为自己最后牵挂的人,这在当世恐怕是少之又少。
2008年2月14日,春寒料峭。我随着解放军出版社资深编辑马成翼来到解放军总医院黄涛的病房。黄涛当时正在输液,清澈而慈祥的目光,让我忘记了窗外的寒冷。半个小时的采访中,黄涛一直在谈《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和未完成之事。他谦虚的话语让我感动:“这不是我个人的作品,也不是我一个人编辑的,是很多人完成的,是集体的功劳。在实际工作中,别人做得比我多,我主要是组织工作。”
众所周知,黄涛为《星火燎原》付出半个世纪的心血和年华,他在谈到自己时却如此轻描淡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的眼睛告诉我,他的谦虚不是客套,是真挚的。
回忆当初编辑《星火燎原》的情景,黄涛也慨叹:“那时候找一个人,找一条线索,难哪!东找找,西找找,花费了不少时间。”说到当初自己或同事历经曲折终于找到某个关键人或发现某条关键线索时,黄涛开心地笑了,宛如一个遇到困难的小孩子,突然收获成功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兴一样。
从采访中发生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黄涛的为人。为不影响黄涛休息,规定的半个小时采访结束后,我提出给老人拍张照片,作为报纸刊用。刚输完液的黄涛欣然同意。看着他艰难地被老伴从床上扶起来,慢慢地下床穿衣,我真有点后悔提出这个要求。虽然穿着的是病号服,但是黄涛还是让老伴帮他穿戴整齐,风纪扣系好,站着让我拍照。我哪里忍心让老人站着,告诉他坐着照更精神些,黄涛果然“中计”,努力配合着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当我开玩笑地说,太严肃了,一点都不好看时,黄涛立刻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常言道,以小见大。这么一件小事,黄涛都如此认真对待。难怪从黄涛手中编纂出来的《朱德扁担》《刘胡兰》《我跟父亲当红军》《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均出自《星火燎原》丛书)等名篇如此脍炙人口,如此有感染力。(章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