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底线思维

　　下半年经济可能触底回升

　　中国经济时报：在目前局势下，如何正确认识整体宏观经济走势?

　　周天勇：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表现为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有利方面是：宏观经济形势整体平稳，二季度GDP守住了7.5%，整个物价水平比较正常，一些产业结构调整在加快。另外，金融形势没有出现大波动。不利方面是：其一，汇丰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是11个月里最低的。其二，大学生失业率较高，大约为18%—19%，农民工的失业率大约为5%—6%。今年700万大学生中只有一半就业，加上过去积累的失业，应该有1000万大学生失业。其三，由于经济不景气，出口和国内消费不景气，加上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收费比较重，小微企业包括一些制造业，今年停产倒闭的会有一定数量。

　　随着今年地方财政的紧张，过去融资债务问题会凸显出来，实体经济向银行堆积的坏账，加上地方财政困难显现出来的债务，银行坏账率会上升，加大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同时，今年上半年整个土地出让金上涨程度达到60%，土地出让的价格涨幅很大，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下半年新一轮的房价上涨增添了非常大的压力。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从需求来看，出口遇到欧美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其经济不景气对出口需求的收缩等，有一系列不利因素。从本身成本来看，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房租、地价上升，这些都使出口成本上升，所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弱。

　　投资需求方面，今年上半年，尤其是7月份存款以及贷款增长都已经下降。而且投资一投即热、一控即冷，往往处于经济波动的恶性循环之中。另外，2008年有一个很大的教训：为了保八，房价暴涨，2009—2010年房价和消费物价上涨压力很大。再一个就是，过去投资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比较严重。

　　消费需求方面主要是两块：一是民间消费，二是政府消费。现在看来，由于八项规定，压缩政府开支，政府消费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失业率提高，收入没有增加，居民消费不能支撑。

　　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都遇到一些问题，而现在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在哪里，这是宏观经济遇到最大的问题。

　　周景彤：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依然错综复杂。上半年GDP增长7.6%，连续两个季度回落，下半年经济增长能否稳住，是市场高度关注的问题。我认为，下半年我国经济触底回升的可能性很大，二季度很可能是今年经济的低点和拐点，三、四季度增速会企稳回升。

　　从国外环境看，全球经济还将延续弱复苏态势，美国经济持续改善、劳动力市场向好，消费者信心恢复，房地产市池升明显。日本政府将继续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将继续较快增长。欧洲经济总体稳定。

　　从国内环境看，有三个有利因素推动经济企稳回升：一是政策因素。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正在悄然发生转变，决策层稳增长的意图愈来愈明显，政策“微刺激”将成为经济回升的重要推动力。在政策支持下，城市地下管网、污水处理、铁路地铁、智能电网等投资建设将明显加快。二是房地产因素。从政策、土地、价格、成交等多因素判断，预计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依然向好，这将带动房地产投资、促进消化过剩产能和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出口因素。总体判断是在出口便利化、减免相关税费和外部环境趋好等因素的作用下，出口会呈现恢复性增长。

　　所以，总体判断，下半年经济会企稳回升，全年GDP增长7.6%左右，高于7.5%的国家宏观调控目标。

　　没必要刻意把GDP放下去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您对当前经济形势持什么观点?

　　宋立：前几年我们在需求结构上有些不太正确、甚至过于理想化的认识，认为中国出口太多了。中国出口多吗?我认为不多。我做了一个国际比较，我国外贸依存度是在世界上低的三分之一行列、出口率低的三分之一行列、加工贸易低的二分之一行列，顺差率更接近于基本均衡，而不是严重失衡。美国还有3.4%的加工外贸依存度。所以我们要正确而客观地看出口的问题，因为这是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在出口。实际上，我国对出口的贡献依赖比较强的就是2005—2007年这三年，这三年也不过是20%左右，而投资和消费是各40%多。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消费增长率排在世界前四五位，那消费率为什么有点低呢?

　　宋立：是因为投资高了，消费没有跑过GDP，主要是没有跑过投资。那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投资就非常不合理呢?也不能这么说。不可否认，我国投资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重复投资、过度投资、浪费投资。但是这些能占多大比例，我国投资排在世界前一两位、消费排在世界前四五位，就完全由这些不合理的投资带动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投资。

　　其实，我国投资率高具有一定必然性，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阶段投资肯定要高，任何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会高;另一方面，我们碰上了发达国家没有碰上的事情，那就是全球化。由于全球化，本来在美国、德国等国的投资就都跑我国来投资，结果是这些国家的消费率上去了，而投资率下降了，所以我们的投资率就高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劳动成本是低的，劳动工资是低的，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所以这是一种有利于资方而不利于劳方的分配，这样就带出一个问题：导致我国消费率低、投资率高。这是一个全球化生产方式分工的必然结果。可见，我们不能封闭式地来看这个问题，包括出口，有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有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还有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以及韩国对美国的出口，等等，都从我们这转了一下，这些问题都需要辩证地来看待我们的需求结构，尤其是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要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宏观经济学视角来看。

　　中国经济时报：这怎么理解?

　　宋立：由于全球化，所以我们的投资率就高了，因为别人的投资转到我们这来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消费率低了，因为它投资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资本是竞争性的吸引，给资本的政策很优厚，就意味着营业盈余比较庞大，营业盈余庞大就意味着要么汇回本国比如美国等国，这其中一部分就变成美国等国家的消费。按说是我们的消费。如果是封闭式时代，消费就在我们这。如果它赌人民币升值就不汇出，然后就再投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不好说这是不是很合理，但是一个全球化的结果。

　　话又说回来，我们其实没必要刻意把GDP放下去。日本就是个例子，1967年GDP达到12.4%的水平，空前的高增长。当时日本人对GDP烦透了，因为片面追求GDP，使得物价高涨、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所以日本社会出现了“让GDP见鬼去吧”的说法。1969年以后日本GDP真的见鬼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因为1967年日本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韩国、中国台湾突然上来了，日本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行业的竞争力失去了。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还没有真正形成之前，一方面，要加快形成新优势，另一方不要把劳动密集型的优势过早地人为放弃。

　　由于成本在上升、比较优势在下降，在这种境况下想要夺回市场就非常难。所以说，我们不能片面追求GDP，但是也不能不追求GDP。因为你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你还处在这个阶段，你是个赶超者，你有相对贫困化压力，你还有宏伟目标的三步走中的后两步要实现。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经济时报：提出经济增速“下限”是否意味着对政策的局部调整?

　　周景彤：如果经济运行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即通胀和增长均在调控范围之内，经济政策的重点是调结构、促改革，一旦出现经济过快下滑或严重通胀，即突破上限、下限，宏观政策的重心则要适度转移。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两个季度的下滑，但是仍然在底线之上，因此未来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不太可能。但二季度我国经济7.5%，基本处在下限附近，为保证经济增长不跌破下限，政策重点应当适度调整，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期，国家出台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减免小微企业税费、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大棚户区改造、转变货币政策操作思路等，“稳增长”的意图就特别明显。

　　周天勇：我认为，国务院对小微企业减税是十分必要的。不过，现在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减税幅度不大。实际上，在整个税收比例中，小微企业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它对就业的贡献特别大。所以能不能把起征点提高到每月10万元，2万太低。此外，小微企业个人所得税的减免，现在幅度也不大，应有所提高。这方面要下猛药、出重拳。只有这方面解决了，就业才能解决，失业率才能下降。失业率下降，收入才能增加，居民支出才能增加。二是小微企业的费比税多。一切对小微企业的收费都是非法的。只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使小微企业的财政负担真正降下来。通过各方面的调研来看，目前费比税多。国务院能不能有明令的限制，禁止一切收费。三是科技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特别多，大型企业并不多，例如央企，受到保值增值、利润指标的限制，动力不足。现在增税抵扣里，房地产都要抵扣，为什么研发投入不能抵扣，因为抵扣才能鼓励大量的企业投入研发，投入新技术的产业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过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下岗工人、复转军人的创业政策今年已经到期，就是收税不收费，这个政策应该永久化。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央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决心较大，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周景彤：影响未来若干年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矛盾有：一是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包容性增长和社会稳定;二是结构失衡问题，关系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关系到能源与资源的供应安全、走低碳发展道路和保护环境;四是发展动力再造和切换问题，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质量。因此，改善分配、优化结构、保护环境、鼓励创新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核心。

　　要实现这四大目标，一言以蔽之，转型升级是根本之策。未来转型的重点：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估和调整，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二是推动经济增长由生产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驱动型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延缓潜在增长率的过快滑落;三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缓解社会矛盾，提高全社会消费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和谐性与包容性;四是政府职能重构，致力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周天勇：我认为，政府应该用经济手段来调结构。第一，对污染严重的企业，比如PM2.5、PM10这类的发电厂、钢铁厂，应当征收重税。第二，对于产能过剩的企业限制贷款。第三，对新上的项目，如钢铁、水泥等项目，特别放权以后，一定还要进行限制。

　　盘活存量关键是市锄制和所有制结构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盘活存量资源呢?

　　周天勇：盘活存量关键是市锄制和所有制结构。第一，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快，最重要的是资金存量，加快建立民营银行，特别是利率的市朝。用市锄制来盘活资金存量。第二，土地制度改革。用市锄制的办法分配土地，才能盘活土地资产存量。第三，打通国企民企地区之间的封锁。第四，利用资产租赁、并购去盘活存量。

　　周景彤：盘活存量当前最大的难题在于解决好存量问题资产，把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与沉淀于不良资产及过剩产能领域的存量资产盘活起来。具体而言，第一，要突出“三个限制”。限制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限制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限制对房地产经济的信贷投放。第二，要突出“两个支持”。即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现有制造业转型升级。可借鉴德国制造业持续做大做强的发展经验，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更新改造投资，提高装备技术水平。第三，要突出“一个加快”。就是通过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盘活商业银行存量资产，将个人住房贷款和有稳定还款来源的中长期项目贷款等纳入基础资产范围，增加试点业务规模，在更大程度上减少银行资本占用，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四，要突出清理整顿。对货币空转和影子银行进行清理，降低杠杆率，促进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达到纠正资源错配、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金效率的目的。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您觉得如何释放?

　　周景彤：我理解的“积极释放有效需求”，就是政府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把本该由市场调节的交给市场，本该由政府调节的政府做得更好，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同时要对市场需求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非一味地进行围堵。比如，在房地产方面，不再单靠限购限贷限价政策，而是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节土地供应、开发和需求。其次，积极开发潜力巨大的信息消费、信用消费及社会养老服务、文化旅游、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信息消费、信用消费都属于低排放、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环境污染少，能促进我国经济转型。最后，释放有效需求，适度增加投资，可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包括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投入拉动需求增加，挖掘大西部、农村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释放原先部分传统产业饱和的市惩产品。

　　落实稳增长的政策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经济的首次“年中定调”中，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以人的创业、就业为核心的城镇化。一是没有就业、产业，不能创业，城镇化就没有基赐活力;二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能剥夺农民和居民;三是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不能以行政的办法管理调控房地产，应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调控房地产市常一是扩大房地产土地供应量;二是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土地财政，使土地价格降下来，不要用土地财政推动地价上涨;三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抑制房屋不适当的需求。我认为，用这些办法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

　　周景彤：新型城镇化与过去几十年搞传统城镇化有两个根本区别：一是在发展速度上，既要看到我国城镇化率总体偏低的现实，采取措施推进城镇化，发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缩小二元结构、实现中国梦中的重大作用，但同时要稳妥，摒弃以前摊大饼式的、运动式的、不尊重城镇化规律的野蛮的城镇化。二是在发展重点上，如果说前几十年的城镇化出现了部分地区、部分城市城镇化发展过快，快在土地城镇化的话，那么今后的城镇化要把重点放在“人”身上，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施政重点。

　　至于房地产方面，未来政策取向可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稳为主。为避免房地产市场硬着陆对宏观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冲击，调控政策将以稳为主，重在前期调控政策的落实和执行。二是房地产税“扩容”。更多城市将推进房地产税试点，房地产税基和税率可能比已试点的城市重庆和上海要高，征税范围将以增量房为主。

　　中国经济时报：在稳增长方面，还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政策调整?如何落实稳增长的政策重点?

　　周天勇：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最大的问题是小微企业减费、减税要到位。从民生角度来说，稳增长的首要问题是稳就业。第二，鼓励创新，在科技金融政策上想办法。积极培育和扩大风投产业。二是银行对科技创新贷款的体制要改革。比如投贷联动、知识产权抵押。第三，快速推进自贸区建设，特别是双边和多边的自贸区建设，以降低投资便利、贸易便利，提升出口，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第四，应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探讨防范风险的机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贸易量扩大来获得铸币税和融资低成本等利益。这实际上就是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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