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冲出生产过剩困局

    ●新世纪以来，每个新增城市居民所对应增加的投资超过50万元。以此计算，如果到2030年中国增加8亿市民，则需要增加400万亿元投资，年均投资增加额就是20万亿元。 

　　●现在把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说得如此可怕，笔者认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高速度带来的诸多问题是可以消化的。例如环境问题，并不是高增长就一定没有好环境，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保护环境也有依赖财富创造的一面。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判断，目前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在现阶段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时代”，因此7%的速度，甚至更低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论你刺激与否，速度的下限都不会太低，所以速度下行并不可怕，因为再低也不会“失速”，或者是“硬着陆”。这样的判断笔者认为是过于大胆了，如果拿来指导宏观调控则更可怕。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三个误区。 

　　一问：不刺激行不行？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由政府来实施强力的过剩对冲政策，就会爆发市场经济中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旦危机爆发，恐怕“零”增长率都挡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现经济负增长，我们不能因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没有爆发过生产过剩危机，就不警惕这种危险的存在，甚至轻松地视之为无稽之谈。中国的老话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对中国经济来说，如果宏观政策的安排就是中速目标，在目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恐怕就是会令其进入低速增长了。 

　　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极大的高速增长动能，这就是城市化可以带来的巨大内需释放。“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投资、消费加出口，平均每年新增6.5万亿元需求，就可以拉动同期11.2%的高增长率。 

　　这并不是主张对经济进行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刺激，当时的宏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和产能，导致今天产能更加过剩、需求更加不足的困境。但是不刺激不等于可以不调整，既不搞调整也不搞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经济的情况更差。 

　　二问：盘活金融存量能不能？ 

　　现在对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的被动局面似乎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似乎又是以进一步下放政府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核心的，所以这些改革，仍是在延续1978年以来以搞活企业为主要方向的思路进行，甚至让许多人给目前的经济政策取向，贴上了“供给学派”的标签。可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企业活力，而是由于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说，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这四大再生产环节中，矛盾的集中点是在分配领域，而不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仍摆在生产流通领域，而忽视了对导致城乡差距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与结构性矛盾进行大调整、大改革，即使动作再大，恐怕对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例如，我们希望通过央行收紧银根来挤出金融泡沫，希望通过金融改革，放开利率这样的动作来盘活金融资产，但是必须看到，金融泡沫的出现，“影子银行”的规模在今天会如此庞大，恰恰是因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下行，使大批产业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出路，才从产业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2008年以前，社会融资规模还只有数万亿元，而到目前却发展到数十万亿元，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实体经济的低迷与虚拟经济的高增长并存。而在2007年中国股市攀升到6000点高峰的时候，影子银行也没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所以，虚拟经济的繁荣，正是实体经济衰落的结果。因此若只是单纯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决因分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为了保增长，央行不得不重开贷款闸门，但因为生产过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央行输送的资金就是流不到实体经济领域，还是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再度兴起。 

　　在生产过剩时代，盘活金融存量很难奏效，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大量社会资本就难以被充分运用，表现为各种设备利用率的不断下降，产品不断积压和企业盈利能力的不断下降，在价值表现上，就是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和贷款偿还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怎样的金融与财政改革也不会有大的成效。盘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最出效果的，那就是在社会总供需大体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存贷款的时空错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贷款，有贷款的地方又没有存款，而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时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从而用更少的货币支持更多的生产与流通。 

　　三问：放权为主还是收权为主？ 

　　如果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则这两个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会权力，特别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力。这是因为，城市是公共产品，在什么地方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都首先必须有很充分的整体社会规划，城市规模越大，都市圈规模越大，就越需要集中统一的规划，而这样的问题，市场是不会自动解决的，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解决，这就突出了未来20年在中国城市化高潮中，某些权力必须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而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罢，许多都需要跨省区形成，没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样会“打乱仗”，因此也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直接掌握一笔城市化资金。而下一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怎样建立宏观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这同样不是市场的事情。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需要许多有利于集权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必须服务于发展要求的道理。

　　总之，中国目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怎样围绕解决这个矛盾来设计战略与政策。目前就应该明确以城市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 

　　现在许多人反对继续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其实是对继续沿用那种单纯支持产能增长的投资刺激方式担忧，因为生产过剩已经很严重了。然而，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价值比例关系，而首先是一种物的关系。比如，在目前中国城市中，只有2.6亿农民工劳动的场所，而没有他们居住的场所，更没有他们家人的居住场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民工棚与棚户区，就是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物的写照。再比如，中国目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不是为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市民这样思路设计的，这集中表现为当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1/3的时候，土地占用就已经碰到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因为中国城市的平均毛容积率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只有0.5。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毛容积率也没有超过1，在上海浦西地区，二三层高的楼房随处可见，而日本的东京，毛容积率高达2。所以按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格局，不要说再增加8亿城市人口，就是再增加2亿，由于土地限制也不可能。 

　　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城市化严重滞后是导致内需不足的关键，下一步就应该是通过大规模投资，也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从而使社会总供求从失衡转向对称。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说过，在未来20年，只要围绕城市化进行投资，再多也不嫌多，因为城市化投资不仅会在短期内创造出投资需求，还会在长期内创造出庞大的消费需求。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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