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业界共议出版业转型升级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韩国出版学会共同主办的第15届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以“多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全民阅读与出版产业发展”为主题，两国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正如韩国驻华使馆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在致辞中所说，2013年，韩中两国跨越建交20周年继续向新的时代迈进，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中韩关系中变得更为重要，而出版业在促进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中韩出版业界在交流与合作中共同履行出版人和出版学者的使命与任务，不仅有助于推动中韩出版学术交流更加深入，也有助于推动中韩出版界面向多维传播时代共同发展。本版通过研讨会综述与发言摘编，以期管窥两国出版业发展现状与前沿思维，供业界参鉴。

　　以“多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全民阅读与出版产业发展”为主题，中韩两国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供图

　　数字出版、云出版、按需出版、手机出版……新技术的融合逐步改变着出版业的产业形态、发展路径和赢利模式。在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多媒体融合背景下，出版产业发展现状如何?面临着哪些问题?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围绕这些“转型升级路上的烦恼”，中韩两国出版业的专家学者在近日举办的第15届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传统出版增速放缓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年出版的图书品种达41万余种，居全球第一。

　　借用美国著名全球化和现代化研究代表人物戴维·哈维于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时空压缩”概念——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及人们被迫适应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认为，从时空压缩的角度分析社会生活变迁，对我们认识当下中国和当下中国少儿出版很有借鉴意义。

　　李学谦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把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内经历的现代化历程，都压缩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时空中，由此也带来了时空压缩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在近30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不同阶段产生、不断解决的问题，在我国也都集中到了同一时空当中，使矛盾和问题突出。“中国少儿出版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展开的，同样面临着时空压缩带来的双重效应。”

　　据开卷公司提供的数据，2012年少儿图书零售市场增长率为4.7%，是10年来增幅最小的一年。“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信号，有可能是时空压缩中我国少儿出版发展负面效应的叠加作用所致。”李学谦表示，少儿出版在经过30年跨越式发展后，将有可能很快面临传统出版增速放缓、业态转型推进缓慢、产业升级“远水难解近渴”的发展瓶颈。

　　“韩国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是大桥，其次是熊津，他们可称为引领韩国出版产业的代表性出版集团。”韩国CHINA HOUSE社长李建雄如是说。他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大桥的销售比2011年下降2.8%，熊津则下降5.2%。“韩国大部分出版企业，要么根本没有出口额，要么出口额很小，向海外发展业务很少，全球化指数很低。”李建雄说，大桥成立于1976年，2004年在韩国交易所开设的有价证券市场上市。大桥与其旗下企业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主要从事课外学习图书的出版及销售，运营项目有幼儿教育事业、教育出版事业、家庭教育事业等多种产品及教育服务。“因韩国国内人口减少、幼儿及学生数量减少等原因，韩国出版市场呈现饱和状态，大桥正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全新阅读环境催变

　　思科公司(CISCO)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6年，每人平均将拥有1.4部移动设备，全球移动连接设备数量将达到100亿部，包括机器至机器(M2M)模块，该数量将超过全球总人口(73亿人)。移动互联网以及手机、Pad等移动终端的发展与普及，满足了人们在移动中对内容的需求。随时随地生产与消费内容，也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从1岁的幼儿到80岁的老年人，数字阅读呈现全民化的趋势。

　　“随着iPhone和iPad掀起的智能手机与触摸屏电脑使用潮流，以及谷歌眼镜面世，屏幕阅读正在逐步渗透进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人类正在全面进入读屏时代。”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看来，阅读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他说，2012年~2013年是数字阅读发生剧烈变化的一年。这一年，移动互联网出现井喷式爆发，传统PC电脑的销售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历史少见的下降。手机、平板电脑、数字电视等迅猛发展，云计算基础上的多屏共读成为现实。他认为，随着屏幕的互联化，以及社交式阅读、拍照式阅读、分享式阅读，使人们进入读图时代，图片、影像、流媒体都在使文字的作用消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数字化的未来，我们是发动一场阅读的革命，还是要革掉阅读的命?”

　　韩国顺天乡大学国文专业教授朴朦救也表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社会迎来了数字化浪潮。“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多媒体、音乐与视频、文字与声音同在的时代。”他认为，这种媒介的变化不仅改变着信息沟通，亦在改变着信息内容。“数字媒介使我们相互沟通的信息发生了质与量的改变。沟通信息规模之大，是之前无法想象的;而速度亦受到网络媒介的影响而变得极快。”

　　“新兴读者群新的阅读习惯和新的阅读特点，日益成为新技术和各类生产者努力追求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新技术融合越来越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新的阅读体验对出版产业已经形成巨大的挑战，出版界不可能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加快内容资源的整合，推出一批优质数字出版产品是传统出版企业努力的方向。”他说。

　　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教授、韩国出版学会顾问李正春认为，数字环境下的“智能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大脑功能得到无限扩张。但他同时也认为，人们越依赖机械装置，记忆能力将愈差。“虽然接触的信息量很大，但却难以进行思考，可以说一部分现代人每天生活在无脑状态。”他表示，图书馆也许将成为类似“刺激大脑教育中心”的地方。“在智能时代，阅读就是大脑运动，图书馆就是大脑健身中心。通过纸质图书进行的阅读，不只是单纯的读书活动，因为阅读时需要环顾周围的环境，与周边进行沟通，并与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沟通。”

　　“新需求是现代出版转型与融合的一个重要引擎，并提供了无限的市场。”贺耀敏如是说。

　　突破中实现大发展

　　如何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实现突破和发展?

　　“应当毫不动摇地抓好传统出版，毫不动摇地推进业态转型，毫不动摇地实现产业升级。”李学谦提出了3个“毫不动摇”。他认为，要抓好原创出版，提高少儿出版的水平和质量;在转型中要找准出版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自觉把做强做大少儿出版融入文化产业的发展。“说到底是要与时俱进，坚守出版的根本，坚持内容为王、编辑为本，同时，把新技术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新要求与出版更好地融为一体。”

　　“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纸书转换为电子书，还应积极开发数字内容和平台，创建新媒体、平板电脑和电子书终端等。”李建雄表示，韩国大型出版企业的全球化和数字化改革正在进行当中。“虽然成果和业绩还很微小，但因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正积极进行探索。”他认为，通过政府改组和信息文化与放送通信的融合，以及政府的振兴政策，一定会对内容产业产生巨大影响。

　　“以多种形式整合与呈现内容将成为现代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贺耀敏认为，出版业要高度关注融合的趋势，掌握主动权。在加快融合步伐的同时，在多媒体时代寻求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他认为，对于出版商来讲，其在产业链上的定位应该围绕内容来开展，把提供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样、以多种形式整合与呈现的优质内容作为核心竞争力，以此为资源与技术商、平台商展开合作。贺耀敏相信，不管怎样转型，出版业传承文明、传播智慧的内容本质和赖以立身的社会价值不会改变。新技术的融合，将使现代出版以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和载体，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更加凸显社会特色，更加体现优质内容的竞争力。“融合需要创新，创新就是融合。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新技术融合将为出版业插上飞翔的翅膀，推动出版业实现真正的大转型、大升级。”贺耀敏说。(王坤宁)

　　内容的多形式整合与呈现渐成趋势

　　□贺耀敏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新技术融合越来越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传统出版社来说，以多种形式整合与呈现内容成为发展趋势。这需要用数字化理念贯穿电子书策划、营销、推广的全过程，内容的呈现形式可以包括文字、图片、声音、视频、游戏、动漫。我想，出版业也应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行业，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首先，出版业本质上是内容产业，这是出版业的根本定位，不因技术的改变而改变。在传统出版领域，“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一直在争论。在数字出版等领域，“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平台为王”也存在很大争论。对于出版商来讲，其在产业链上的定位应该围绕内容来开展，把提供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样、以多种形式整合与呈现的优质内容作为核心竞争力，以此为资源与技术商、平台商展开合作，这一点是不能放弃的。不管怎样转型，出版业传承文明、传播智慧的内容本质和赖以立身的社会价值不会改变。新技术的融合，将使现代出版以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和载体，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更加凸显社会特色，更加体现优质内容的竞争力。

　　其次，内容的多种形式整合与呈现已经成为趋势，并赋予出版业新的生命力。新技术推动下的现代出版发展日新月异、轰轰烈烈，但由于这本身是一种新事物，无惯例可循，加之著作权法和版权保护不尽完善，技术标准不统一，各类经济实体争相进入这一领域淘金，因而显得错综复杂，甚至呈现一种离散和混乱状态。对于出版企业来说，内容的多种形式整合与呈现，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从内容载体来说，由于传统纸质载体的萎缩，很多实体书店出现倒闭现象，读者阅读习惯逐渐发生改变，现代出版的内容出现了在纸张、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脑等多种阅读终端上进行整合与呈现的趋势。从内容渠道来说，很多网站纷纷加入付费阅读的行列，一些大的网上书店开始上线自己的阅读平台，新华发行系统也在错过网上卖书之后不再错过电子书发行销售，移动、联通、电信亦在扩大自己的内容来源。各渠道和平台都在争相寻求版权合作，这给内容的多样整合与呈现提供了渠道和需求。从内容本身来说，各出版社普遍正在建立数字资源库，以多种形式呈现自己的存量内容;对于增量内容，出版社也正在建立数字公司，从策划、编辑的源头和发行、营销的渠道，探索多形式呈现的数字产品研发。

　　再次，新技术在出版产业的成功尝试与经验越来越多。与国外一样，中国最先实现赢利的数字出版业在专业出版领域。中国知网作为一家致力于为海内外各行各业提供知识与情报服务的数字平台，其论文库早已实现了赢利。北大法宝这个专业法律数据库，整合了最全最新的法律条文和案例，已经成为各大律所、各企业法务部、各研究机构、各专业人士经常使用的重要数字工具。这些都是成功的典范。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毛泽东传》已经累计获得数字版权收益50万元。教育出版领域是数字化的重点，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依赖于国家的教育教学改革。目前，电子书包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工程，很多出版集团和企业都在参与研究。

　　世界技术发展史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的3次技术革命都与技术融合有密切关系，目前正在全球发生的技术革命同样具有高度的跨学科的融合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本文摘编自作者在第15届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是韩国最适宜的海外市场

　　□李建雄

　　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品牌多样化，以及积极引入子公司制度、分社制度等，形成了出版集团化。进入新世纪后，实行了将出版专门领域特性化的子公司制度、重视成员之间平行关系的分社制度，以及鼓励优秀的策划编辑独立运营的制度，并通过这一系列品牌战略开发出了许多优秀的内容，并通过时尚的设计和主动的营销战略，使出版产业得到很大发展。2010年以后，韩国出版集团的发展方向是全球化和数字化。韩国人口不过5000万，出版社数量在2011年已达38170个，内需市场已达到饱和状态。韩国大型出版企业已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而中国是最适宜的海外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熊津出版集团和大桥出版集团成为很好的典范。2009年，熊津与中国出版集团设立了合作公司，正积极推进与中国的交流。熊津还与企鹅联手，设立了企鹅经典，正在运营当中。除了熊津，大桥也在海外设立了法人出版集团，正在提供教育服务。像熊津和大桥一样，韩国出版集团与中国的出版集团的合作一定会不断增加。

　　但是，韩国大部分出版集团仍然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市场，对全球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版权输出上，版权输出也仅停留在通过代理商进行版权贸易，版权进口主要集中在英美和日本，出口则集中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韩国出版界需要像熊津和大桥那样，积极走向海外市场，并且需要政府的持续性支持。

　　韩国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纸质书转换为电子书，而是积极开发数字内容和平台，创建新媒体、平板电脑和电子书终端等。其最大问题在于作者与出版社的消极态度，这不仅使出版社和作者，而且使读者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然而，韩国出版业正逐渐加强投资，虽然成果和业绩还很微小，但因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业界正在积极进行探索。

　　韩国大型出版企业的全球化和数字化改革正在进行，尽管没有呈现西方先进的出版集团那样的快速变化，但正随着时代潮流逐渐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加，更彰显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扩大版权输出基础上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人员与学术交流。

　　(作者系韩国CHINA HOUSE社长，本文摘编自作者在第15届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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