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焦虑背后的新能源发展难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的信息在线共享一样。”

　　这是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描写中国未来田园诗般生活的景象。 

　　而现实却是，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大国之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 

　　要完成这两个指标并非易事。中国发展新能源一直受到资源禀赋与经济转型的双重束缚，同时还面临技术开发难题，这些都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规划，并在能源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概念之争 

　　如何定义新能源是一件复杂又有争议的事。“从不同角度来定义，提法就有很多，有的称新兴能源，有的称可再生能源，还有的称清洁能源。”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孟宪淦说。 

　　孟宪淦1974年开始从事太阳能利用工作，经历了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全过程。在他看来，新能源是“新的能源”，与传统、常规能源相对应。例如，核能过去是新能源，现在不是，氢、页岩气现在也都是普通能源。 

　　“新是相对旧的、多元发展的能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持相同观点。

　　然而，也有业内专家持对立观点。中海油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单联文认为，目前全球只有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区别。 

　　新能源的概念难以界定，具体到其特性也是争论不休。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分析说，核能、天然气就是一种清洁能源，低碳且利用高效，而可再生能源因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就不能算是新能源。 

　　一位长期从事能源报道的国内媒体人士认为，“清洁可再生”应是新能源的核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页岩气、生物质发电、地热和地温能等都归为新能源范畴。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指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是可再生能源。 

　　显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提到新能源，并没有包括水力发电。孟宪淦解释说，可再生能源的重点是“重复可利用”，而水力发电已是常规发电。 

　　战略摇摆 

　　概念的不确定性，恰恰折射出全球能源焦虑背后的战略摇摆。 

　　“非化石能源（新能源）没有前途。”单联文对石油“峰值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环境问题与能源需求永远是一对矛盾，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修复碳排放，人类将倒退2000年。 

　　“石油峰值”指历史到了某个时刻，全球的石油产量已经用掉了全部可采资源量的50%，到达了折返点，然后就开始转头向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美国限定石油进口，坚守能源独立。1956年，美国石油供应充足，但地球物理学家哈伯特向美国石油学会递交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本土48个州的常规原油产量将在1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再也不回升。1970年，哈伯特的预测成真。 

　　“中国要从中汲取教训，要坚持进口能源多元化、进口渠道多元化，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否则过度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将导致能源安全危机。国内各种能源的生产、勘探、布局都要提前规划，产量要细水长流。”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孙泽生表示。 

　　然而，过去10年，美国兴起页岩气革命，以具有商业吸引力的价格释放了大量以往无法采掘的储量。这对中国有极大诱惑。 

　　2011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项目中，设置了“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项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国家能源战略已将页岩气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我国页岩气资源在勘探阶段就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没有美国页岩气开发的基础设施和工厂化条件。页岩气是有了管道后再钻井，一次上百口井，中国目前既没有完善的管线和管网，也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单联文说。 

　　姜鑫民则指出，页岩气开发关键是技术突破，如水平井多样压裂。由于中国地质条件复杂，人口密集，勘探、施工能否跟得上值得怀疑；同时在资源采出后，市场能否接受企业高昂的成本，也是个问号。

　　“页岩气开发是一哄而上，并没有形成社会联动体制。”单联文说，中国应由政府组织规划，经济、政治、科研、贸易、商业体制一起形成一个环境。 

　　不仅是页岩气，新能源的发展也有问题。“没有技术上的根本突破，是导致新能源成本高企的原因。”单联文指出。 

　　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家能源局最近召开的内部会议上，相关领导也提出“整个中国的能源战略还不够清晰，现在大家需要重新‘摸一摸’。”也就是说，对各种能源如何开发利用，生产分配，国家层面需要明确一个大的宏观框架。 

　　改革滞后 

　　事实上，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制定系列能源发展规划。在整体能源发展上，今年年初，发布了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具体阐述能源发展的主要任务、政策保障措施和规划实施。 

　　但能源发展规划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以可再生能源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并通过财政拨款、项目补贴等方式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研发，通过贴息信贷、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 

　　然而，发展至今，专家们认为，在我国整个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新能源开发还处于成长期，市场普及的门槛过高。 

　　单联文表示，当前国内发展新能源，在体制、研发、技术上都希望短期见效，急功近利，没有长期的、超前的研究，都是短期的“拿来主义”。 

　　“国内新能源发展才刚刚开始，短时间内都不会大规模进入市场，其研发还需要长远规划，以解决诸多技术难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持相同观点。 

　　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运行难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新能源的问题主要是并网结构，需要通过电网消化。”浙江太阳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认为。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11年我国光伏并网装机容量2.12GW，而当年光伏安装量为2.89GW。这意味着，2011年国内光伏系统并网率为73.4%，即近1/4项目未能并网，而分布式光伏的并网情况更为艰难。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副司长范必撰文指出，我国能源改革进展缓慢，至今为止，生产计划、电量计划、运输计划、项目审批、国家定价仍普遍存在，能源领域普遍存在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价格机制在能源生产经营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受到了抑制，这也是导致新能源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敢改革，一会补油，一会补气，交叉补贴，合理的价格机制无法形成，节能、清洁能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韩晓平说，在能源价格问题上，矛盾聚焦，这需要政府有正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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