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出版社的60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的成就与辉煌。
60年沧桑巨变,中国在前进,中国出版事业在发展,而民族出版从未缺席。游弋岁月长河,从一代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民族出版人奋斗的足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民族出版事业60年探索前行的轨迹。走进民族出版社,走进民族出版社的历史,《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发现,民族出版社就如同一滴水,很好地折射出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里,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在党和国家关怀下,从无到有、在艰难中发展繁荣的七彩篇章。
民族政策雨露下创立成长
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神圣权利。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拥有80多种语言,使用28种民族文字。新中国成立伊始,在百废待兴之际,党和国家就把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1949年10月,中央民委参事室成立,设立了少数民族编译机构,开始编译出版相关读物,开启了新中国民族出版的篇章。1950年4月,翻译出版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2年,党和国家决定在参事室的基础上成立民族出版社,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有关文件上批复并题写了社名,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萨空了兼任社长。 “今天,民族出版社奉命成立!”1953年1月15日,北京东安门北河沿椅子胡同2号,一个有着2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里气氛热烈,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萨空了、韩道仁、李鸿范、穆铁义等近50位分别来自汉、回、蒙古、藏、朝鲜、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达斡尔等民族的知识分子围坐在一张用来画地图的大长方桌四周,像说家常一样谈论着刚刚诞生的民族出版社的未来。
新中国的出版格局、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都从这一刻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从此,党的声音传播到民族地区,科学的种子播撒到少数民族群众中间,各民族的文化有了相互的交流。由此,我国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并从这里逐步走向繁荣、走向世界。
倾国家之力成立一家出版机构,动用行政资源汇聚当时全国最顶尖的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历史的荣耀与辉煌至今仍激荡在民族出版社职工的心里,激励着民族出版人不断迈出探索奋进的步伐。成立中央一级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字书刊和有关民族问题读物的民族出版社,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由此将新中国民族出版工作纳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文化工作的组成部分。
建社初期,民族出版社的一切费用都从中央民族事业费中开支,所有书刊全部由汉文翻译,百分之六七十的书刊无偿赠送给各民族,其余在各地销售,赠送和低价出售造成的亏损由国家承担。可以说,从民族出版社成立的那一天起,国家就确定了其公益出版的性质。
创举隐含着行路的艰难。民族出版创业艰难,除了要从全国各地调集各民族的专业翻译及出版人才之外,最难的当属书籍中新词术语的翻译。这不仅是因为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不同,而且是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不同话语体系使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许多代表新思想的新词汇诸如“人民”“工人”“阶级”“社会”等应运而生,少数民族语言并没有这些词汇。老一辈民族出版人创造性地采用“挖”“创”“借”的翻译方法——利用本民族原有词汇延伸其含义使用、利用本民族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借用外来语词汇进行翻译。
当年《毛泽东选集》藏文翻译者之一的孔宪岳先生谈及翻译“实事求是”这个词时说:“太难了,用藏文怎样翻译呢?大家提出好多种方案,最后选定的是‘由实际存在的事物找出真理’。后来我再回藏区,西藏的老百姓都会用藏语说‘实事求是’了。”
民族出版社在少数民族新词语术语的创造和规范方面,为民族语言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民族出版社档案室,至今仍完好保存着上世纪50年代的大量读者来信。在这些宝贵的来信中,很多反映了当时的各民族读者希望读到本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热切心情。而民族出版社建社当年,就翻译出版图书156种,完成全国性会议民族语文翻译和文件出版任务,翻译各类人民来信300多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选集》、人代会报告……一切事关国计民生的纲领性文件的民文版,都由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其中,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字工具书《维汉俄词典》于1953年1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蒙文版1953年12月出版,此后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1-4卷至1965年出齐。“那时的民族出版社,在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关的一切事务中,都具有最大的权威。”这是当年参与《毛泽东选集》翻译的老一辈出版人永远的骄傲。
默默耕耘中发展繁荣
60年的发展,民族出版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服务少数民族读者、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繁荣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其是我国民族出版的“主阵地”“领头羊”“排头兵”,可谓名副其实。
马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国家重要文献及法律法规的翻译出版一直是民族出版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马列经典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字翻译出版,在中外翻译史、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大批传播主流思想的图书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团结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理论及民族学术著作的出版是民族出版社的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等图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指导和推动我国的民族工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1979年出版发行的《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汉文版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版单行本,当年重印3次,印数达44万册。与此同时,《民族政策讲话》汉文版和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版出版,多次重印,印数达61.62万册。这两种读物在当时成为民族工作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对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民族工作在新时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史》等图书,奠定了民族出版社民族理论、民族学术出版的权威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本)364种图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民族语文辞书的出版是民族出版社的优势。1957年,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五体清文鉴》,在国际突厥学界引起轰动,该书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装帧设计金奖,这是中国民族出版史上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出版社的辞书出版出现繁荣局面。仅藏文室,就先后出版了20多种辞书。其中,《藏汉大辞典》1985年问世,第一次印刷的1万部不到一年即销售一空,此后一再重印和再版,获数个国家出版奖项。此外,《突厥语大辞典》《中朝大词典》《汉蒙词典》等一大批辞书均获国家级奖项,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个民族都有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汉民、民汉对照词典。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至2012年,民族出版社共出版辞书200余种,对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为民族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民族出版社正在组织编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藏文大辞典》,这将是民族语文辞书出版上又一重大工程。
传承民族文化是民族出版的天职。民族出版社挖掘、出版了大批民族文化典籍,如蒙古文版《水晶鉴》、藏文版《四部医典形象论集》、维吾尔文版《福乐智慧》等,在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保护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方面成绩卓著。
向少数民族群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是民族出版社不变的宗旨。60年来,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图书。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通俗易懂的连环画受到读者的喜爱;1985年出版的《科学知识丛书》,是新中国第一套专为少数民族读者撰写的大型科普读物,以汉文及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同步出版,对民族地区科学知识的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2006年,民族出版社被指定为民族出版改革试点单位。从那时起,民族出版社扩大了民族文字出版的规模,启动了多文种整合出版的公共文化产品出版工程,先后策划民族文版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五百种公共文化产品”、《民族文版普法书系》以及《托起明天的太阳·民族文版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等公益性出版项目。
面向世界充分展现我国民族出版繁荣、民族工作成就和民族政策的优越性,是民族出版社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出版社赠送苏联国家图书馆《十年民族工作成就》、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等22种书籍。1961年,民族出版社与苏联、越南、朝鲜等国家的相关机构直接交换部分书刊。《人民画报》朝文版在朝鲜发行量最多时达1万多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穆斯林》相继发行至39个国家和地区,为新中国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期,民族出版社《中国读本》《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等反映中华文化的图书先后实现哈萨克文版及英文版版权的输出。“通过图书出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所作的努力,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卡贝斯女士如此评价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作为国家民族出版机构,在民族出版领域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比如,上世纪50年代民族出版社制定的《翻译汉文图书免付版税办法》《民文图书计价办法》以及编辑管理流程等被推广到全国民族出版单位。对汉文原著者免付稿酬的办法一直沿用至今,已被写入《著作权法》;民族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创制了民族文字排版、印刷字模,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字排版和印刷的技术升级。
60年来,民族出版社共出版2.4万多种、2.8亿多册(盘)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汉等多文种各类图书、期刊和电子音像产品,在全国民文图书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据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抽样数据显示:全国民族文字出版单位32家,2012年全国民族文字图书实现销售品种18653种,民族出版社有2654种,品种占14.23%,销售码洋占30.89%,居全国首位。作为民族出版的“国家队”,现今的民族出版社,已成为宣传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满足读者需求的图书出版基地、服务行业发展的出版研究中心和展示出版成就的对外交流窗口。
改革奋进中期待春色满园
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民族出版社的明天更引人关注。
时代前进,社会发展,民族进步。新形势下的民族出版社所处的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使得民族出版社未来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批地方民族社纷纷崛起,民族出版市场空间相对变小,而市场竞争空前加剧;民族文字图书成本本来就高,加之物价上涨因素,出版资金紧张,而国家的出版补贴却几十年未变,出书越多赔钱越多制约着民文图书出版;数字出版冲击和民族专门出版人才严重匮乏困扰着民族出版社未来的发展……
面对诸多挑战,民族出版社进耶?退耶?显然,答案是前者,因为机遇从来都是和挑战与生俱来的,更何况我们正处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时代,时代呼唤民族出版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因为没有民族出版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出版业的繁荣发展。
民族出版社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对民族出版始终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财政上的扶持。少数民族要进步,民族地区经济要发展,也离不开民族出版工作所起的文化传播,信息沟通和知识积累的重要作用。过去如此,未来更是如此。
“新时期,民族出版社公共文化图书的出版发行使‘国家民族出版社’名副其实。”民族出版社社长禹宾熙表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民族出版社要更加注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立足突出特色多出精品,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他认为,随着国家少数民族出版“东风工程”的实施和一系列扶持民族文化政策的出台,随着民族出版社内部机制的改革探索,民族出版社必将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少数民族读者的期待和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两只强有力的翅膀一定会使民族出版社实现再次腾飞!”作为民族出版社掌门人,禹宾熙信心满怀。
60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实在是很短;对于一个前进中的出版单位来说,也只是刚刚过了一个驿站。他们的目标永远在前,在无尽岁月的远方。面对光荣与梦想,担当民族出版“领头羊”“排头兵”的角色义不容辞。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是民族出版社永远不懈的追求。(王坤宁)
■短评
坚守与责任
民族出版社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出版业发展的缩影,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固然离不开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但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基础,一代又一代民族出版人心系民族地区和民族读者,艰苦努力,默默奉献,在艰难中探索前行,出版了大量民族文化读物和出版精品。民族出版社的60年是民族出版人坚守的60年。
因为责任,所以坚守。民族出版,意义重大。它事关国家安定,民族团结;事关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事关各民族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60年坚守缘于肩负的这份责任,为把党和国家的声音、把先进的文化知识传播到民族地区,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阅读需求,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60年来,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出版人,在选择了“为民族出书”这条探索之路的同时,也就承担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少数民族出版业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环节。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离不开民族出版业的繁荣发展。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出版业,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已成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和出版工作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路漫漫其修远兮,民族出版社的未来,责任更大,任务更重,要更好地承担起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民族经济文化的责任,创造民族出版业更大的辉煌,除了民族出版人要发扬传统、更好地坚守外,还需要方方面面给予关心和支持,而这,也是出版界乃至全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