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儿

来源：中国商报发布时间：2013-09-25 10:08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新兴城镇化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并影响全球经济？”、“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这些备受关注的中国经济焦点问题使得作为“升级元年”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夏季达沃斯年会的宗旨是汇聚世界经济论坛各社区的力量，促进互动合作、激发洞察力、挥影响力，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创新：势在必行”，在这个大的主题框架下，来自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们展开了激辩，中国商报记者特别梳理了本届达沃斯年会上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几大关键词。

　　创新——催生内生力量

　　在当今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背景下，今年达沃斯论坛着力探讨有益于各方寻找新增长点、提高风险抵御能力的主题,话题围绕的是寻求"增长之道"。从为期三天的几十场分论坛来看，创新也成为热度最高的关键词。

　　普华永道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布了突破性创新与增长调查报告，该研究发现在卓越创新和收入增长存在直接关联，未来五年世界最具创新力的企业运用精细的方法进行创新，预计带来总数超过2500亿美元的新增收入。

　　美铝董事长兼CEO克劳斯-柯菲德在“推动智慧型发展”分论坛上表示，我们并不是需要简单的增长，我们需要有质量的增长，我们需要高价值的一些企业，很显然创新是非常关键的，创新是我们的生命线。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Subra表示，创新是全球性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打造中国新形象”主题讨论中表示，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吃什么安全，喝什么安全，穿什么安全。企业做产品首先要承担起来，要恢复大家的信心，所以，我对品牌的理解是真诚。

　　李荣融说：“品牌是真诚的名片，不是高价的代名词。”他认为，中国品牌建设要从“心”做起。

　　在李荣融看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与品牌数量远不匹配，中国品牌建设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这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每个员工都要真诚做事。不管消费者内行还是外行，都要提供同样质量的产品。”

　　谈到对于国企的品牌建设，李荣融说，政府过度管理，一定不会成为好品牌。

　　“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技术必须要和商业的模式，再加上用户的体验，可以从各种的技术进行整合，不管你拥不拥有这个知识产权，你都能够有机会可以创造出价值。”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在“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转变”分论坛上说。

　　“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我们都知道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者的例子，它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刘积仁认为创新时代能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机会，“今天的创新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很多的创新者没有名字，他们不是巨人，特别是互联网的时代，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创造出价值，而且很快地创造出价值，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创造很高的价值。”

　　此外，多数与会代表同时坦言，创新需要公平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真正地更加需要，非常急迫地需要创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闭幕式“创新走向未来”上发表演讲表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创新。”

　　在谈到如何激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时，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名誉主席黄孟复建议应该把企业的创新投入作税前扣除，这样可以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他说，中国有一些企业不愿意创新，究其心理，可以概况为“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因为创新、转型的成功率不会是100%，一些企业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但另一个方面，市场情况瞬息万变，如果一味地僵化固守，又会失去竞争优势导致失败，黄孟复认为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崇，关键是要建立起良好的鼓励创新的机制来引导创新。

　　在谈到资本市场的创新时，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腾讯达沃斯主题酒会上表示，只有创新工具不断增加才能更利于机构投资。他认为，现在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大了，商品期货未来还会不断推出新的品种，这样对股市会起到分流资金的作用。但国债期货的重新恢复，跟十八年前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十八年前投资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国债期货，要么做股市，两者形成明显的翘翘板效应。但现在资本市场的整体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会因为一个市场起来，对另外一个市场形成致命的打击。

　　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除了创新之外，有关“新型城镇化”的话题则成为本届大连夏季达沃斯探讨最深入的主题，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所言，新一届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和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将通过城镇化进行一系列改革。

　　“城镇化是产业和人才聚集的过程，而非土地财政”，这成为本次论坛与会专家提及最多的一句话。

　　在李铁看来，新型城镇化过程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人口城镇化，即从数量型扩张到质量型增长的转变。12年来，尽管城镇化率2012年底达到了52.6%，但是城镇常住人口中还有两亿多人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基本福利。这就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和居民服务制度改革，使得这两亿多人口能在城镇化进程中去享受城镇化红利。二是，中国在两万个城市中要选择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的、生态的发展道路。

　　在谈到中国启动新型城镇化的原因时，李铁表示，以往我国通过外贸、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现在是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为什么把城镇化作为带动消费的重要的战略举措呢？中国的城镇化率2012年名义达到52.6%，有7.1亿人迈入城镇化进程。这么大的城镇人口如果真正地转化为城市人民，肯定会带动巨大市场和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

　　李铁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各项改革都实现的话，通过这些拉动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将是巨大的机遇。

　　对于外界所关心的新型城镇化会不会带来城市房价上涨，李铁则看法客观，他表示，“城镇化不见得是要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它会带来未来可能性的住房需求，包括买房需求和租赁需求。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并不在城市的购房群体中，而是在租房群体中，而且大都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比如上海，65%的外来人口是在上海周边的小城镇居住。所以，可以想像，租赁住房也可以是未来一个主要的住房供应渠道，它会导致我们城市大量的闲置住房得到充分利用。”

　　在谈到与新型城镇化相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时，李铁表示，2001年国务院就颁布了文件放开县级市以下的户口。到了2010年、2011年，国务院对地级市以下的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我想未来的城镇化政策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会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规范。我相信政府有能力有责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会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受到歧视。

　　不可否认，城镇化在带动产业升级方面是不可估量的，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则创新性的率先提出新型城镇化必须实现“四化统一”，即新型城镇化必须与促进工业现代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同步，已经从学术观点成为政策选择，被李克强在多个场合提及。

　　在首日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易鹏认为，从节约高效利用能源方面考虑，优先发展大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合理路径。易鹏强调，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城镇化如何发展之争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种利益之争，比如北京市户口不能放开，主要阻力不是来自政府，而可能是来自民间”。

　　第二种分歧则是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学术上关于优先发展小城镇化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有不同的看法”。而第三方面则是对城镇化发展的规律认知存在分歧，“我们以前是工业化时代，现在则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工业化时代路径会是一样的吗？在大家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难形成共识。”

　　对于能源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易鹏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应适当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也就是说适当集中居住”，有利于能源节约高效利用。“比如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发展比较发达，承载力也不错，我认为就可以适当增加人口居住”。

　　在谈到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认为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是半城镇化现象，所谓半城镇化现象是指户籍人口已经超过了50%，统计人口超过了50%，真实的户籍人口不到35%，这中间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市民化。第二是城镇化的“两个不协调“，一个是人口城镇化，一个是土地的城镇化。现实中人口城镇化比较缓慢，可以说严重滞后，但是土地城镇化却大大超前。

　　第三是被城镇化现象。一方面让农民进城，但又没有解决就业问题，也带来很多的问题。

　　第四是城镇化产业支撑严重不足，形成了我们说的“鬼城建设”。第五就是贵族化现象严重，大力兴建大广场，大马路，而且很多城市都要争着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央领导也讲了，中国哪有那么多国际金融中心。第六个方面，城镇化建设滞后，包括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存在很多问题，像我们说北京的堵车现象非常严重，雾霾现象非常严重。

　　在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看来，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圈地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

　　新希望——坚定改革不动摇

　　在达沃斯进入尾声之际，许多学者和企业界也表达了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寄予的期望，与会嘉宾畅所欲言，纷纷表达对于未来中国发展蓝图的期待，对于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他们充满期待。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说，他对于三中全会的希望，是把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中国改革方向方针定下来。尽管改革已经成为自上而下的普遍共识，但是从何而改、如何去改，依然没有明确的路线图。

　　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释放改革红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政府现在管得那么多“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彻底交给市场。

　　姚景源坦言，“显然我们要做到政府转型，就是真正使政府转型，要进行改革。”而打破垄断，建立公平公开竞争，使所有企业都能使用生产要素，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环境，是姚景源所认为的享受改革红利所需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

　　作为金融行业从业者代表，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表示，中国金融业的产权改革不能停，还要继续推进。

　　“对行政体制改革，从金融业来看，就是希望行政机制改革的进一步维护，社会上的契约精神提高行政处理效率。和金融业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进一步市场化，为中国的庞大的M2提供内在价值。”黄金老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接受多家媒体群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通过最大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的区分。

　　他表示，“未来政府的一些职能还是由市场来做，特别是资源分配应该以市场为主，我们应该把更多职能转移给市场，这就对企业对竞争更有利了。”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满怀期许的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一个关键窗口，也将形成未来十年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

　　他预计，三中全会将涉及财税、金融、行政方面的改革措施。此外，还应推动财政的透明度，缩减“三公”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