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传媒业生态掠影
笔者于2009年10月15日至12月13日蒙中华发展基金会赞助，赴台湾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媒体访问考察与理论学习。其间参与媒体见习与理论研讨，接触了大量台湾媒体界的记者及相关领导，看到了媒体运行的一些实际情况，访谈了部分业者，接触了台湾新闻传播研究者的相关文献研究资料，形成了对台湾新闻界的一些了解与看法，在此作一简要介绍，或许对大陆新闻业者以及理论研究界同仁不无益处。
一、媒体竞争惨烈
截至2009年9月，台湾无线广播电台有172家，无线电视台有5家，卫星广播电视事业(直播卫星广播电视服务经营者)有8家，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供应者)有99家225个频道。"在报纸方面，台湾地区共有2048家，跟整个中国大陆报纸种数差不多，以台湾的户籍登记人口数2308.6万人计算，#平均每11272人即拥有一家报纸。如此多的媒体数量，使媒体竞争只可用“惨烈”二字形容。
就报纸来看，在“报禁”解除前，主要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业集团独大，其旗下7家报纸囊括超过五分之四的市场。1992年后出现三强鼎立局面(《自由时报》进入三强)，至2003年后《苹果日报》进入台湾，可视化已逐渐成为报纸消费的主流，到如今已形成四强共分市场的局面。据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出版年鉴2008》披露，2007年这四大报纸占台湾报纸广告收入总数的78.3％。市场高度垄断的同时，近几年报业衰退得厉害。《联合报》及《中国时报》2007年的广告营收，和1998年的50、60亿相比，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A.C.尼尔森一项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台湾报纸整体阅报率2008年为43.9%，比2007年下降约2.7%，相较5年前则跌幅深达12.5%。%民众阅报率持续下降，再加上金融危机，使得报纸经营举步维艰，报纸数量自2004年的2524家锐减至2009年的2048家。2008年6月，《中国时报》负债百亿，虽选择裁员也未能撑过金融危机，最终卖给旺旺集团。
在主流报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苹果日报》旗下的《爽报》以及联合报旗下的《Upaper》等免费报纸却快速成长，其收入主要依靠广告，内容以影剧、娱乐、体育等消费型新闻为主。同时，各报纸均在探索传统报纸与网络的结合方式：《联合报》一方面对网络电子版加以收费，另一方面利用报纸的内容出版相应的出版物；《中国时报》也在不断地健全自己的数据库，以售卖数据库资料；《苹果日报》则在网络上提供《苹果动新闻》，探索新的赢利点。
就广电媒体来看，台湾地区的电视直播车据称有80余辆。这些直播车几乎是随时待命，等待直播突发新闻，其电视节目直播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在台北地区，全天候播出新闻节目的电视频道有十几个，一个普通的新闻现场常常能见到十余家电视台同时采访。除合法的电台外，因非法商业需要及政治需要造就了地下电台。有研究资料表明，台湾地区被侦办的地下电台累计达780台&，虽然加大了打击力度，但至2009年底还有约60家左右地下电台存在。
激烈的竞争使得一家媒体很难独享新闻源，也使得社会组织很难控制新闻源，从而使社会透明度相对提高，使新闻媒体自身的运作效率提高，使媒体的创新得以持续进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不少媒体如《中央日报》(2006年)或转入网络继续出版；或直接以网络为载体出版。如2008年创办的以白领为主要读者的《台湾醒报》即以网站为主体，期望推出“五媒合一”的新闻。在电视界，制播进一步分离，效率与观点成为内容竞争的主要方面。同时，媒体数量的增多，进入门槛变低，以及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等直接导致了媒体生存状况恶化、新闻从业者地位下降、新闻传播伦理丧失。
二、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恶劣
目前，台湾媒体依旧未脱离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媒体宿命，媒体的经济收入及其发展高度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者的数量。在商业化运作的媒体当中，媒体收入减少的最大影响者就是记者等新闻从业人员了。影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记者的绝对收入减少。以前，记者采访或写稿多有“车马费”、“年终赠品”之类隐性待遇，而在媒体竞争激烈和经济不景气之时，媒体经营管理部门已形成完备的制度控制记者的隐性收入，将其变为广告收入的一部分，从而形成台湾媒体界一种较为特别且广泛使用的媒体操作现象——植入式营销。
其次是记者的工作压力增大、工作强度增加、职业稳定感消失。一些收入较高的老记者、高层管理者，以及一些知名节目主持人都在担心自己被“炒鱿鱼”，原因在于其待遇过高，降低其工作待遇不甚妥当，不少媒体便直接将其辞退。媒体从业人员大规模失业，加剧了社会动荡氛围。《中国时报》2001年的大裁员催生了被裁员工廖德明拍摄的纪录片《那一天，我丢了饭碗》，2008年的大裁员也引起众多员工抗议。2009年末，一部以拍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生活境况的纪录片《睁开左眼》引起了岛内众多新闻从业者的共鸣，大家不仅因其感动，更为自身的生存境况的恶劣而不平，颇有兔死狐悲之感。2009年联合进行的社会用字调查，结果“乱”字高居榜首，不能不说与媒体从业人员相关。
最后是媒体的经济压力直接延伸至记者的新闻采写上。总体收入减少，致使大量媒体将目光转向新入行者，并努力使新闻操作流水线化，减少记者的脑力活动空间，以弥补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及业务经验的不足。如《苹果日报》实行综合成稿制度：报社派出多路记者采访，经验较丰富的记者在报社办公室内指挥采访并完成稿件及版面编排。这些操作模式使得媒体在降低成本之时逐步降低了新闻的质量：模式化、娱乐化、反智化的内容逐渐占据报刊的版面或充斥着电视的画面，一些理性的、于社会有益的内容在成本压缩下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与此相伴随的是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一些记者甚至担心亲戚朋友或邻居知道其是记者，因为他们自己或社会往往将记者等同于“狗仔”，记者的社会认同感、自身认同感和职业认同感以及职业稳定感较以前出现较大降低，更不用说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了，大多数记者在商业巨轮的重压之下负重前行，无思考余地，新闻操作高度模式化。
面对此种情形，理论界及业界相关人员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抨击此种情形，从而形成较具台湾特色的新闻批评；一些组织和机构甚至直接发起组织相关抗议活动；同时成立了诸如台湾新闻记者协会（1995年成立，目的是维护新闻独立自主）、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新闻媒体自律协会(2001成立，推进新闻自律)、财团法人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1994年成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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