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的困境与出路
与近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紧密相联，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走势。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认识到，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在很大意义上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新闻解读的竞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强化新闻评论来解读、分析、评判新闻事实，日益成为近几年众多媒体争夺读者的有力武器。一时间，新闻评论尤其是作为快速评论的新闻体裁——“时评”重又焕发生机，蔚然成风。
一、时评还能走多远
作为一种快速新闻评论样式，与传统评论相比，时评的鲜明特点在于更加注重“应时而评”，追求第一时间的快速反应；更加注重话题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追求思想的原创性；更加重视容纳民间的声音，追求题材的广泛性与社会性。时评的这些特点，被不少学者认为体现了“新闻本初意义上的回归”。显然，时评的一个重要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不仅开始使人们逐渐摆脱长期形成的那种新闻评论高高在上、枯燥乏味、沉闷呆板的思维定势，而且对其反映民意、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赋予全新的认知，并给予真切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时评的兴旺，在所谓“媒体竞争进入观点时代”的欢呼声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所谓时评，无非是公民表达自己见解的“实用性文体”，就像写信是一种实用文体一样，它所满足于人的，无非是“表达”；它所要求于人的，无非是表达的“效率”。还有人因此推崇所谓“时评热”推动了“媒体市场化的走向”、带来了“多元化的思想”。这显然就缺乏一种应有的理性思考的态度。新闻评论重在说理，如果说新闻是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评论则是主动表明媒体对于新闻的态度。这就意味着，新闻评论能否入耳入脑、打动人心，关键在于理论说服力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评论固然不应当是呆板的说教，但不等于就可以不经过大脑思考，更不应当向庸俗的“快餐文化”看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前一层面的问题在新闻评论中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则要特别注意后一层面的问题，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此来反思和衡量近年来的“时评热”，在热闹与繁荣背后，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只讲时效竞争而缺乏选择判断。这表现在对社会“热点”不加选择，心浮气躁，一拥而上，恶性炒作，犹如赶集。如此刻意追求所谓“第一时间”，往往是真知灼见少，经不起推敲的应景之作泛滥。有学者批评说：“时评写作进入‘时效竞争’的阶段，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正像痢疾患者，吃了就拉，不需要胃肠，有直肠运动就行了。”①
二是追求眼球效应而忽视理性思考。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哗众取宠，冷嘲热讽，片面判断而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甚至一味“说不”，搞“质疑一切”的“棒杀”、毫无价值的抬杠，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滥评”“妄评”，绝非正常的善意批评，不仅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混乱。
三是一味夸夸其谈而不讲专业深度。一些时评作者被称为“万金油”，似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法律，样样“在行”，其实很多是想当然，说理肤浅，甚至错谬百出。包打天下，云山雾罩，在写作上常常是“据报载”开头，“分析一下很有必要”展开，“体制机制问题”收尾。大不了克隆一些不求甚解的新式名词，抄录几段人云亦云的套话空话了事。貌似深刻，实则空洞，以致平庸之作迭出，雷同之语成灾。
显而易见，时评在功能凸显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发展中的困惑乃至困境。面对表面虚热而思想贫乏，乃至庸俗低俗的时评“快餐文化”倾向，有人发问：时评的路子是不是越走越窄了？有人更极而言之抨击说：时评“脑残了”！值得关注的是，有的报纸的时评版，一度轰轰烈烈而来，忽然间就不见了踪影；有的或者压缩版面，或者拉长周期，“缩水”严重。
争议、质疑，固然与时评的兴起与繁荣一直相伴随，但时评庸俗的“快餐化”倾向所呈现出的价值迷失甚至困境，绝非“新闻本初意义上的回归”，而恰恰是某种不应有的“偏离”。
二、谁在“制造”时评
“回归”怎么会出现“偏离”？
媒介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塔克曼在《制作新闻》一书中提出：新闻是“社会建构的现实”；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建构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的理解。
如果这种思考有点价值的话，那么，回过头来具体到对时评困境的分析，就不能局限于对时评文本本身的语义分析，而应扩展到考察时评作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表达样式，其“建构方式”或者说“生产机制”所面对的种种“快餐式文化”因素限制。
快餐式文化产生的背景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利益趋动，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所谓“文化工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标准化”——生产要素“整齐划一”的规模化经营，是“快餐式文化”实现成本低廉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文化产品的这种“标准化”，在放大效益规模的同时，必然压缩思想空间——“类型化”、“程式化”、“趋同化”，是“快餐式文化”无法摆脱的宿命。在这方面，针对时评作者的趋同、话题选材的趋同、行文写法的趋同，以及娱乐化倾向的趋同等等现象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实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问题症结所在。时评的困境，似乎就提供了这方面一个活生生的知识社会学样本，其具体表现在：
1.公民写作“写手化”。表面上看，时评写作似乎已经到了“公民写作”的程度，什么人都能写时评，什么人都能发表时评。但其实不然。翻翻不少报纸的时评版，经常出现大名的作者，事实上也就那么几十个写手。有的人甚至笔名五六个，一天能写五六篇，天女散花般撒向各地报刊。有研究者调查了某大报一年的时评版，发现发稿数量居前20位的作者，大多是报纸或者网站的时评编辑或评论员。如此一稿N投，月入上万，并不稀奇。作者的这种“写手化”“圈子化”现象，被讥为公民写作“写手化”，甚至是“伪公民写作”。这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写作，显然有着很大距离。②
2.公共话题“排行榜化”。有研究者在分析时评话题相同的原因时，指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门户网站的新闻，绝大多数‘克隆’自报纸”，“然后，评论写家们都上网找选题。通常，选题大多来自网站的新闻首页。”③话题一窝蜂扎堆在首页最“出跳”的那几条新闻上，看上去似乎火力很“集中”很“生猛”，其实无形之中把时评的眼界与思想应有之丰富性都“格式化”了——新闻网站首页的“新闻排行榜”，变成了时评话题的“过滤器”——这恰恰是对现实世界丰富性的一种遮蔽。实际上，时评的热点，应当来自社会，来自生活，来自群众。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群众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决定了时评的选题应当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时评家如果心里装着社会，装着群众，就不会只有“排行榜”思维。
3.公众平台“媚俗化”。对媒体时评作为公众意见平台的价值取向，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无疑是时评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前提。可惜的是，当报业竞争进入所谓“观点竞争时代”之际，一些报纸并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受众分析和价值定位，就仓促上马开设时评版，以致报纸的时评版遍地开花，但众多的时评版又彼此相似雷同，仿佛生着同一副面孔——遍地开花的时评催生了一批时评写手，而报纸的时评编辑为了维持每天的版面，也不得不依赖那些立马可待、出手快速、四处投稿的“商业化”写手。甚至有些报纸，为了“抓人眼球”，不惜走越界出位的老路，偏离本报定位，以致标题庸俗、话题低俗、版面恶俗，仿佛“伪思想的街边小贩似的吆喝和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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