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新一轮金融改革

来源：金融时报发布时间：2014-01-03 10:38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IMF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生产资本，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庞大，但是金融业创造的附加值对GDP的贡献有限。只有做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消化吸收国际化标准、规则的前提下，构建公开、透明、国际化的“中国”标准，才能形成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大幅提升金融产业的附加值。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既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的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的主要功能是确保契约的有效实施，更加规范、优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影响到金融结构优化的深度，也是衡量金融深化发展的尺度。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国做大做强金融产业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提升全球金融影响力的重要保障。

　　金融基础设施的

　　内涵与外延

　　谈到基础设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铁路、港口、机场、水电煤气等满足社会生产、居民生活及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公共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则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狭义而言，主要集中在支付清算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监测系统等方面;广义而言，还涵盖金融法律环境、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定价机制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外延。一般而言，一国金融发展的历程中先期更加注重狭义的“硬件”系统建设，但如果想实现真正的金融强国梦，金融法律、定价机制、规则体系等“软实力”将至关重要。

　　IMF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生产资本，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庞大，截至2013年10月达到了144万亿元，是GDP规模的近3倍，但是金融业创造的附加值对GDP的贡献有限。只有做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消化吸收国际化标准、规则的前提下，构建公开、透明、国际化的“中国”标准，才能形成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大幅提升金融产业的附加值。

　　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一国的金融稳定也息息相关。一般而言，一国金融基础设施越发达，金融体系的弹性越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反之，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不利于识别潜在的金融隐患，不利于及时化解金融风险点。纵观金融危机史，尽管危机爆发的原因各异，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共同的特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印证了金融基础设施存在缺陷的国家更容易受到金融冲击。

　　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快速但依然薄弱

　　近年来，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网上支付到手机移动支付，从央行大额、小额支付系统的运行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建设，从征信系统到反洗钱系统，金融基础设施的硬件逐步完善。在软实力方面，以央行征信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信用框架正在逐步形成;部分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正在修订，“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力度进一步加大;为顺应市场的潮流，金融监管工具不断创新，监管手段逐步向国际监管标准靠拢。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发展，新一轮的金融全球化浪潮来临，都给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有更稳健、更高效、更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作保证。

　　作为新兴转轨经济体，面对金融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的现状，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理顺机制。由于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见效时间慢等特点，我国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金融改革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将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先导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给予重视，将其作为金融改革的配套体系进行统筹管理、协调推进。

　　我国在管理体制上是分块，而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又往往是跨部门、全局性甚至全球性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建立起有效的改进机制，根据国际统一标准，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程度及时进行调整，打破行政、条块分割，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以更高的标准实现跨部门、跨市场、跨境内外的互联互通。

　　改革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提出了新要求

　　2013年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已驶入快车道和深水区。新时期的金融改革呼唤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智能化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其一，国际化。金融全球化是一国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力。随着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加快，我国金融服务国际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也随之提升，跨国资本流动日益频繁。这需要我国在金融立法、金融监管标准、信息披露、征信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需要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作支撑。对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发现，只有拥有国际一流的金融基础设施，才能保障资金安全，加速资金周转，增强资金的吸引力，促进形成“资金洼地”。上海在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需要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搭建稳健、符合国际标准的金融平台，成为引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制高点。

　　其二，市场化。如果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金融领域仍需提升利率、汇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化水平，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逐步打通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缩小价格差异。应改变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分割的现状，逐步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丰富上市交易品种，实现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统一托管清算系统。社会信用记录方面，在采集环节及时引入互利共赢的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征信与个人征信系统有效融合，提升信用记录的市场开放程度。通过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机制，减少市场中资源扭曲的现象，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巧，提高承受竞争的压力和市场的冲击的能力。

　　其三，智能化。金融业作为高端服务业，其飞速发展需要成熟的智能化设施与之相配套，建设具有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以搭建良好的信息积累平台，提高数据挖掘效率。支付清算是金融服务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作为经济和社会资金流动的主渠道，其发展有利于减少现金使用，加快资金周转，防范支付风险。作为金融业的核心基础设施，支付体系的高效安全运转对维护金融稳定意义重大。

　　在大力推进移动支付终端建设、应对新型支付业务等方面建设的同时，应特别注意，支付体系不仅要做到国内资源共享，还要与国际支付清算系统连接，实现支付体系的安全和高效运转，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影响金融行业的集约化经营。

　　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需提速

　　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改革的顺利推进取决于是否具备与其相匹配的金融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全球化战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我国应从战略的角度和国家层面上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顶层设计，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和制度，加快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的转型发展。

　　第一，完善金融业法律法规，推进金融法治化进程。遵循国际惯例，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根据市场的新特点、新变化，及时修订相关金融法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细则，既要弥补相关法律空白，又要解决立法冲突。例如，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监管法律;面对金融市场日新月异，进一步推动《证券法》的修订，尽快推出《期货法》，及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提高立法透明度，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尤其是金融市场各类参与者的意见。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在条件允许的地区，设立独立专业的金融法庭或仲裁机构，提升司法的专业性水平。

　　第二，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加快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信用体系、会计审计制度、金融监管体制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框架合理、功能完善、统一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增强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内涵和全球影响力。以中国(上海)自贸区为突破口，为中国参与更高标准的全球新规则奠定基础的同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加快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建设，大幅提升上海在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定价和支付清算方面的国际地位。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上海，通过金融产业的集聚有效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全面拓展金融服务功能。

　　第三，完善信息披露系统，铸就诚信价值观。诚信是金融体系长远稳定发展的基石。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强化金融活动中的道德底线意识，建立社会失信奖惩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经营性征信机构，升级改造全国统一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提升征信系统的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改变不同部门之间信用信息各自为政，相互分割的局面，加快整合统一的信用平台，实现分散在公安、税务、工商等非金融部门信用信息与银行征信信息之间的共享，并尽快出台《征信法》。

　　第四，多管齐下，加快智能化转型。支付系统作为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关系着千家万户公众的切身利益，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将直接影响着交易成本、交易效率。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业务的日新月异，应以安全、高效为目标，严格依照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核心原则，评估支付系统，及时向社会予以公布。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支付系统的全面监管，建设先进、稳健的清算支付体系，实现国内外标准统一且互联互通。

　　同时，应提升征信系统、跨行信息交换系统、反洗钱信息监测系统等的高效、安全运行。通过智能化转型，以搭建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增强突发性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为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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