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

　　事件：

　　自2010年1月以来，人民银行已经连续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大型银行以及中小型银行（不考虑11月曾经实施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升到19.5%和17.5%的历史高位。未来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多大的上调空间成为市场上莫衷一是的议题。本文试图从中央银行学理论出发，为广大投资者梳理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乘数相关的基础知识，尝试为一些似是而非的市场观点提供更为学究的思考，希望能够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铁槛寺里抛出一个小馒头。

　　点评：

　　关于“由于存贷比的上限是75%，所以存款准备金率最高也只有25%”持有这种观点的投资者可能对我们货币当局为什么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最终意图没有理解的十分全面，货币当局之所以持续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核心动因就是因为基础货币的持续投放压力在2010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缓解过。在比较静态场景分析下，如果货币当局确定了一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那么基础货币的超预期被动投放就需要货币乘数的超预期主动下降来担当，于是乎不断的加提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了货币当局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理念的不二选择。

　　之所以选择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一是因为其运用机制较为清晰，沟通链条也相对较短（加息则面临了与多个婆婆的协调与权衡）；二是因为其信号传递效应更加明显，能够达到一定的“预期管理”的目的，虽然发行央票也能实现一定的收缩流动性的目的，但是，一是发行央票的政策意图传播没有存款准备金率这样迅速而广泛，而且相应的付息成本也比存款准备金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多出了300亿元的利息支出。而二者在中央银行运行机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存在央行票据更加缓和和精准的一般认识。（我们在《存款研究之企业活期存款》中对“领导”，“监控”的思考也贯穿于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之中）。

　　所以，在外汇占款持续超预期的背景下，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瓶颈并不一定会停止于25%的红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某月的外汇占款超预期达到2万亿元，为了实现年初某一既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则存款准备金率大幅提高3个百分点的货币行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可以超过25%并不意味着一定超过它，存款准备金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是由基础货币预期的或超预期的实现以及货币当局既定的或因时而变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共同决定的。

　　关于“信贷增长是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来源，信贷投放决定了流动性的松紧情况”这种说法颠倒了信贷和基础货币的关系，真实的驱动机制应该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推进，使得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从而拉动了贷款的投放。而贷款在“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实施之前确实对存款具有积极的派生作用，存款的增加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的数额，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所以说，从导因上看，基础货币的投放决定了信贷的增长而信贷的增长又反作用于基础货币的投放。

　　关于基础货币的构成，我们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推出，一种是直接法，即按照基础货币的定义，分为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向央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其核心意义在于这两类负债是不需兑付的，比如流动中的现金是不会有人向中央银行要求偿付的，因为偿付的对价仍然是现金，而作为中央银行资金来源的财政存款、国际负债来说是需要实时或到期偿付的，这就是中央银行需兑付负债，其产生的根由是基础货币经货币乘数扩展后的存款形式。二是间接法，这种方法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出发，用资产端的科目减去负债端和权益端的科目后，轧差出作为不需兑付的资金来源——基础货币。其构成即为对政府债权净额，对商业银行债权净额，国际债权净额和其他净额共计四大部分，其中国际债权净额主要就是由外汇占款来体现；而对商业银行债权净额则主要由央行票据发行净额、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净额以及存款准备金缴纳净额来体现；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发布之前，我国央行对政府债权净额，也即财政透支曾经是重要的基础货币来源，但是随着相关法律对这一基础货币投放形式的禁止，这一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也就丧失了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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