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晚会创始人：“百姓需要这个节目”

    维权晚会

　　1991年3月15日晚8点，一台名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的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这台晚会曝光了大量假冒伪劣产品，还现场开通了热线电话，接受全国观众的投诉举报。20年来，“3·15”晚会经久不衰，跟随经济和社会发展，紧盯消费热点，曝光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例，提供消费引导。今晚，第21届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即将播出，记者采访了晚会创始人王宝安、现任导演尹文，讲述“3·15”晚会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Q京华时报：当年是如何想到要创办这么一台晚会的？

　　王宝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负责央视二套《消费者之友》栏目，当时全国消费维权形势十分严峻，家用电器的投诉量特别大，栏目组经常收到几大麻袋的投诉信。当时国家也在抓质量问题，我们的栏目是帮消费者维权的，我就想能不能借助“3·15”这个日子，办一台直播的大型晚会，把产品质量和维权联系起来，那样节目能办出影响，更能有效唤起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我的想法得到了台领导支持，栏目组的十几个人，从投诉信中挑选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去调查，回来做成节目，再采访有关部门。我们是想起到桥梁作用，推动政府部门协调企业去给消费者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目标。

　　Q京华时报：晚会形式是怎么确定的？

　　王宝安：是根据节目内容的需求确定的。节目要有影响就必须直播，要有政府部门现场支持，要得到观众的呼应，所以我们设了十部现场电话，让观众和我们在直播现场联系起来，现场进行曝光。形式以投诉曝光的内容为主体，观众可以通过现场曝光电话和晚会现场联系，申述维权要求，进行现场采访，再配合和消费主题关联的歌舞、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进行气氛调节。晚会的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是首次在电视媒体中有规模的曝光性维权节目，要观众知道，广而告之很重要，我们也首创了央视在其他媒体上做广告的先例，事先都做了充足的铺垫，在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做广告，预告晚会时间、公布晚会内容和热线电话，每次晚会结束后新闻单位都会广泛报道。

　　Q京华时报：您认为晚会曝光的案例，哪个最有典型意义？

　　王宝安：最有影响的是1992年晚会曝光的“燃气热水器致人死亡”案例。某省受害者家属写来投诉信，反映热水器没有熄火保护装置，导致亲人洗澡时意外死亡。我们派出一支小分队提前半个月去实地调查拍摄，在晚会上播出了调查结果，还请受害者家属到晚会现场，家属声泪俱下地控诉无良厂商，特别震撼人心。这台节目结束前5分钟，该省相关部门向晚会发来了电报，公布了对生产厂家的处理意见。这件事促成当年提前召开了“全国热水器行业会议”，把质量安全放在了首位，会议提出“热水器必须要有熄火保护装置，避免再次出现伤害消费者的事件”的行业规范。应该说“3·15”晚会的曝光，对热水器生产行业敲了警钟，起了作用。

　　Q京华时报：晚会有没有遇到一些压力？

　　王宝安：第二届晚会曝光了国内知名的八大化妆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当时根据卫生部规定，化妆品出厂时对含有的有害物质必须标注，但这些厂家不执行强制标准，导致消费者花高价购买后出现问题。

　　当时化妆品的投诉量也非常大。我们公布八大化妆品厂不合格的产品名单后，厂商联合起来向上反映情况，说新闻单位干预企业生产、打击民族工业。我们也不得不向上级提交关于这条报道的情况说明。但我们的工作最终得到了国家领导的肯定，当年8月，“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召开，朱镕基总理现场表示，“质量要上去，新闻监督批评是必要的”。也就是这句话，减轻了我们的压力，监督报道能够继续做下去。

    人物

　　王宝安

　　高级编导，曾在北京日报、北京科技报任职，北京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理事。1980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后任《消费者之友》栏目组组长。1991年策划并导演了首台中央电视台“3·15”晚会，连续3年担任该晚会总导演，曝光了“燃气热水器致人死亡”、“八大国产化妆品质量不合格”案例，加快了有关部门对燃气热水器安装熄火保护装置问题的行业规范，促进了化妆品生产企业对国家强制标准的执行。1996年起，调至央视社教中心，参与创立了《走近科学》栏目，任该栏目主编。退休后，受聘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关注书画收藏中的假冒和权益问题。

　　Q京华时报：晚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宝安：晚会唤醒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这以后，大家才如梦初醒——原来我们还有这样的权利，原来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还可以退换。第一届晚会时，甚至有老红军带着洗衣机、电冰箱到晚会现场投诉。到第二届时，国家有十个部委参加并处理投诉案件。也是从第二届起，晚会从央视二套直播转为了一套直播。每台晚会，各省的省长都坐在电视旁盯着看，关注自己省内的相关案例。晚会也影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快出台步伐。

　　Q京华时报：幕后还有没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王宝安：我们第一届“3·15”晚会后，遇到一场官司，一打就是3年，最后胜诉了。当时我们曝光了一款染发剂未标注内含的有毒成分，结果企业拿着当地颁发的证明文件告我们，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赔偿要求。当时我们也岌岌可危。最终，国家质检总局审核这家企业时，发现企业生产条件非常差，是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作坊，而且他们的产品里含有有毒成分砷，但包装上没有标注，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是不合格产品。有了这个证据以后我们才胜诉。

　　Q京华时报：这台晚会为什么有这么持久的生命力？

　　王宝安：就因为老百姓想看这个节目、需要这个节目，想出口气；政府觉得有助于改进产品质量问题和国家形象，所以受欢迎。不过，我要强调晚会的桥梁作用，曝光不是目的，帮助政府、督促厂商、解决问题，才更加重要。

　　Q京华时报：您买到过有问题的产品吗？怎么处理的？

　　王宝安：当时我们家买的电视也有毛病，一会有影儿一会儿又没，拍拍就又有影儿了。可当时我是“3·15”晚会总导演，厂商知道我的身份都巴不得给我送台新的，所以我不能露身份，晚会完了以后，托人帮我拿去维修，换了个屏幕。

　　Q京华时报：您感觉这些年来消费投诉、商家欺诈手段有哪些变化？

　　王宝安：我们那时候的问题，都是明面儿上的事儿，我们和政府部门、工商部门合作，就能直接曝光、查处。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打假内容不断变化，欺诈手法更隐秘了，背景更复杂了，调查采访难度更高了。但只要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3·15”晚会都要不遗余力地坚持去做。

    人物

　　尹　文

　　1996年至2003年，任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主编。曾参与创办《非常6+1》栏目，并任制片人，曾担任《生活》栏目制片人，策划了大型直播节目《梦想中国》。1997年，以记者身份参与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从2007年至今担任晚会总导演。晚会的重点节目“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垃圾短信”、“个人信息安全”、“惠普电脑服务曝光”、“洋品牌保修不遵守国家三包”、“有毒的一次性筷子”等，均准确把握了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对行业潜规则的曝光，推动了相关制度的改进。

　　央视“3·15”晚会现任导演尹文：

　　“记者才是幕后英雄”

　　Q京华时报：您导演的这几届晚会中，哪个专题难度最大？

　　尹文：应该是两年前做的“电话行销话术”的节目，就是一帮人买来个人信息，利用电话冒充销售公司诈骗的案例。那个节目展现出来就像是一幕生活闹剧，但记者背后付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

　　我们接到线索后，先派一名记者应聘到这家公司，他进去以后发现情况复杂，公司不让带包，进去后就锁紧铁门，我们觉得有一定危险性，又派了一名记者进去。那家公司的主管经常会拍拍记者，摸摸身上有没有东西。最关键的是记者做的是销售员，必须每天有销售业绩，否则会被开除。所以我们还得安排人在外面接单，跟他们沟通。大概一周后，记者熟悉情况了，开始带着很小的偷拍设备进去了。

　　当时我心里也很紧张，记者进去后把电话号码换了，新号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们每天中午会给我发个短信，说“表哥，我吃过饭了”。每天晚上会发个短信，说“表哥，我回来吃饭了”。这表明他们是安全的。为了打好埋伏，之前都给他们取了假名，平时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有意叫他们的假名，这一切都保证他们的暗访是天衣无缝的。

　　这个专题的拍摄也很困难，为了同时拍摄行骗和受骗的过程，我们用的是双机拍摄，拍他们如何买卖个人资料、如何骗人，两方同时的证据对接非常困难。这个专题是这么多届“3·15”以来，深入到被曝光单位内部时间最长的一次，记者在里面卧底1个多月，才完整地拍下了他们的行骗过程。过去我们可能是看到别人造假，我们扮演一个经销商，待个一两天直接曝光就可以了，这次我们采用了“无间道”的拍摄方式。

　　Q京华时报：做一条专题，记者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尹文：拿“惠普电脑服务曝光”的专题来说，为了了解投诉的问题是共性还是个案，记者收集了1000多份消费者投诉，一个个去核实，跑了九个省、十多个城市。我们的每个选题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有的选题要去一个地方盯很多次，有的选题要到全国很多地方去印证。我们的要求是，在做一个点的调查时，要扎下去，反复去调查，比如惠普，去年就去了七八次；当你要做面上的调查时，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问题，需要去很多地方采访，堆积面上的情况，所以点和面的情况都要扎透。

　　Q京华时报：暗访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差池或者危险情况？

　　尹文：偷拍机经常会出问题，事先调好的设备，采完发现什么都没拍到。但我们会想各种办法回去补拍，比如说我们合格证没拿，再比如说我们价格没问，会有很多后手。拍摄前，我们往往会想很多方案去应对。记者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偷拍机不能变焦，只有靠身体的高度和距离来对焦，要拍的点比较低，就得撅着屁股蹲下来拍，还得定上几秒钟拍固定镜头；要拍的点高了，还得跳起来拍。这时候摄像记者看起来很怪异，很容易暴露。有次一个摄像记者屁股撅得低低的，身子还往前探着，人家觉得很奇怪，我们另外一个记者看了就一脚踹过去，开着玩笑说“哥们儿，扎马步呢”，这才掩饰过去。

　　Q京华时报：晚会曝光问题怎么得到合理解决？

　　尹文：我们曝光不是目的，更多的是善意的建议。比如说大家质疑多年的明星代言问题，曝光后，明星代言问题最终列入食品安全法，现在明星对代言相当慎重了。再比如我们对垃圾短信、个人隐私的调查，涉及中国移动等一些大公司，报道以后都得到了改善。再比如“手机吸费黑幕”，去年整治了一年，现在这样的漏洞就少了。我们曝光完了以后，晚会的十三个成员单位，这些部委，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去处理。

　　Q京华时报：请您也谈一下办“3·15”晚会遇到的压力吧？

　　尹文：坦率地说，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大的压力。记者的压力很大，在前方拍摄时，有时会有生命危险。另外还有保密性方面的压力，一旦选题被泄露出去，这些商家、企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灭掉”这个节目，所以每年“3·15”晚会大家进组的一个事情就是签订保密协议，谁把这个节目泄露出去了，必须自动离职。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我最揪心的事情。

　　Q京华时报：您感觉近年来投诉问题和商家欺诈手段有什么变化？

　　尹文：老百姓关注的点，在消费平台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投诉方面，这几年网购、团购的多了，包括食品消费、保险、医疗卫生、教育这些方面的投诉都在增加。现在商家的欺诈手段更隐蔽了，更会利用规则的漏洞了。大家感觉到我们身边特别明显的欺诈少了，但企业的道德底线更低了，他有时候坑你坑在明处，或者黑你黑在暗处，你都无可奈何。

　　Q京华时报：“3·15”晚会团队有怎样的特色？

　　尹文：大家都有“3·15”情结，都以能参加“3·15”而自豪，都觉得只有频道最优秀的调查记者才能参与。但每个优秀记者进来，他的节目不一定能上晚会，要看记者调查够不够细致，证据链够不够充分，案例够不够轰动，编辑手法够不够震撼，是对记者综合能力的考验。

　　去年有个记者节目播出后，握住我的手哭了，说她做了4年“3·15”了，每年节目都临门缺一脚，由于种种原因被毙掉，但她每年都坚持做，去年她做的关于惠普的调查很详实了，终于第一次被播出。

　　“3·15”是对记者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荣誉吧！虽然他们的辛苦不为人知，他们的名字也就是在片尾“唰”一晃而过，但他们才是“3·15”真正的功臣，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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