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惩贪治腐持续挥出重拳,无论是力度还是策略上都显示出中央坚决惩治腐败问题的决心。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中,媒体以公开化、透明化的报道成为推动反腐倡廉、提振反腐信心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分寸”二字在媒体的反腐报道中更显重要,如何以客观理性充分的报道来揭露腐败,同时又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是媒体时时刻刻都在思索的问题。


5月19日,“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5月26日,“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每个反腐消息一出,各大新闻媒体都迅速跟进。
检察日报社新闻研究室主任编辑张立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在反腐报道中应尽量避免突出腐败案件主角涉案中的“性词语”“床词语”来吸引受众眼球,应着重引导人们思考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激发人们参与监督、防范贪腐案件发生的热情。
变化 报道更大胆 发声更积极
近年来,国家反腐力度越来越大,“拍苍蝇”“打老虎”言犹在耳。据统计,十八大以来,截止到阳宝华,已有28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紧跟国家的反腐步伐,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报道成为媒体的责任,各新闻媒体也一直通过多种手段做好反腐报道。
对于长期报道反腐新闻的记者来说,成立不到1年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无疑是重要的信息渠道。该网站总是及时发布反腐信息,并不断创新形式,比如网站视频栏目展播19集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等,使得原来不受关注的政府网站快速成为反腐舆论的“潮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政府在网络发布当中占据主动的位置,不定期地公布一系列反腐最新进展,并快速跟进网友爆料,是去年到今年以来,反腐最大的一个变化,而这在新闻报道之中主要体现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成为了重要的消息源。
翻看近期的报纸,中宣部新闻阅评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刘国昌认为反腐报道突破了以前的一些弊端。“我以前也经常跑中纪委,但报道透明度不是很大,给人的印象是道理多号召多,实际触及的东西少,现在的报道就是实打实,透明度大大加强,过去不敢报道的,现在都能报了。”刘国昌认为,报道公开化、透明化提振了老百姓的信心,“现在老百姓心是敞快的,对反腐有信心,新闻报道功不可没”。
在反腐领域,媒体不仅大胆报道,还积极发声。5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上紧组织纪律的“发条”》强调,要求别人上紧“发条”,领导干部自己先要拧紧。老百姓在看反腐新闻时会存在怎样的疑惑,有的媒体也会及时帮老百姓解答。《新京报》的社论《警惕反腐败中的“高举轻放”》,就将老百姓对“本来有罪、依法本该刑究的贪腐官员,基于某种无法公开的原因被‘放过’了”的担忧晒在阳光下。
亮点 “易读”重效果 “数读”更鲜活
部分媒体的反腐报道往往注重的是“告知”,而忽视了读者的阅读效果。如今,不少媒体开始在“易读”上下功夫,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提到“易读”,首先会想到都市类媒体的反腐报道。《宋林家世起底 并非出身豪门》等报道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人物背后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张立觉得都市类媒体会像写小说讲故事一样去写反腐报道,读起来非常有看点;党媒对反腐报道则十分谨慎,往往等案件一审之后才开始大篇幅报道,报道很严谨,风格很严肃。
两类媒体报道风格差别很大。《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反腐报道令人遗憾的核心信息缺失》一文中便提到,办案机关正在查办,自然不会透露过多案情信息,在官员故里采访报道尚能做到采访对象有名有姓,成长过程有年有月,而涉及的核心消息,即权钱交易内幕,记者采访则遭遇困难,只能通过匿名、猜测和各种无法证实的传闻填充,经常出现“熟知官场运作规律的人士表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而一家媒体报道中说“据另一家媒体引述匿名人士的话”,显示着媒体之间的“互相借鉴”和难以证实的尴尬。对于一些媒体而言,除了采访乡邻、分析公开资料和加工道听途说的传闻之外,并无更好的报道方式和采访渠道。虽然颇有风险,但是只要记者尽可能做好求证的每一步,注意把握导向的分寸,最后呈现出的稿件还是比较容易吸引读者又能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
除了在内容上尽量做到“易读”,形式上,各媒体也在找规律上下功夫。针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公布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情况,有媒体进行了大数据整理分析,从地域、领域、级别、年龄等方面提取了一些腐败特征,让读者有更具象的认识。针对这类大数据分析,《京华时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数据能否摸出反腐规律》,指出目前媒体的大数据分析,容易逼近腐败的本质,找到治腐的对策。
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数据可视化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尤其在反腐报道领域,如果不是深入挖掘人物故事的写法,而单纯陈述案件的处理及相关数据,容易出现枯燥乏味、缺乏互动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对文字和数字进行可视化处理,吸引了不少读者。《中国纪检监察报》通过制图的方式呈现世界反腐败机构概况,让读者通过图表更清晰地了解各国政党如何执纪监督,开阔读者的视野,并加深对本国反腐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北京青年报》在5月9日刊发的北京市纪委编辑制作的《党政领导干部廉政新规图解》,通过生动形象的图解,让更多领导干部更容易知晓各项规定,知道红线在哪儿,然后根据这些约束自己的行为,养成习惯。
除了利用图解这样的方式,有的媒体还注重通过个案以及照片的形式来“鲜活”作风报道。5月7日,《检察日报》一版采用通栏组合报道形式,推出评论员文章《感受公平正义 凝聚法治力量》和“检察官的一天”新闻摄影报道,标志着“感受公平正义”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感受公平正义》专栏正式开栏。《检察日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让读者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自觉抵制不良作风。
问题 忌低俗偏颇 当有择有度
在强调严肃的反腐报道需要更“易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反腐报道庸俗化娱乐化的问题。近年来,张二江等反腐案件的新闻报道为吸引读者眼球,把官员生活丑闻当成重点大肆炒作,比如“有108个情人”,损害了反腐倡廉新闻报道的严肃性,也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肆意贬低贪官形象、将贪官妖魔化,张立认为这种报道十分不可取,“新闻是为了揭露犯罪,震慑其他人,如果刻意放大渲染,会贬低新闻价值,而且有时候会给媒体引来官司”。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几年,这类报道少了,涉及低俗的内容往往也是一笔带过,张立提到关于刘志军的报道,大部分的报道篇幅都在陈述违法犯罪的事实,后面只提一句“他与多名女性长期维持不正当关系”,保持了媒体的理性。
虽然很多时候纸媒在报道时保持了克制,但也要看到,网媒在转载时,却往往把原报道里轻描淡写的情色内容故意放大做到标题里,以吸引网友的眼球。张立举例,网站有一则标题是《成都官员的权色交易:护士发短信约其汇报思想》,这篇文章转自《华西都市报》,但当她找到《华西都市报》这篇报道时,发现其本来的标题是《狱中局长的双面人生:不帮儿子找工作退休前却“捞一把” 成都市卫生局原局长周光荣因受贿罪被判14年6个月》。两者比较,网站的标题改得不仅有失偏颇,还有低俗之嫌。“如果只是揪着这些能吸引眼球的‘床’‘性’等词语,就把反腐变成一个不严肃的事情,长此以往,媒体发挥的作用就会被消解,不利于传播正能量。”张立说。
除了某些媒体方向偏离、品位低下的问题,刘国昌也直言一些媒体报道都还比较表面化,畏首畏尾,只敢发表新华社的通稿,不敢触及当地官员的问题。在报道力度、评论深度等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袁舒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