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为啥卖得贵？观点1+1：“中国制造”为啥在中国卖得贵？

　　背景：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第十二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将采取促进竞争、完善物流体系、转变和创新零售模式、减轻零售企业负担等措施，解决部分国际品牌奢侈品在我国销售价高于海外价的问题，探索让外销转内销产品直接在国内销售的途径。

　　燕赵都市报发表浦江潮的文章：不光是奢侈品，很多一般性商品的国内售价也比国外(境外)高。以至于内地游客常常去香港、澳门“打酱油”，大包小包往回拎。更让中国普通百姓感到郁闷的是，很多在国外(境外)售价较为便宜的商品，原本是“中国制造”(比如在深圳组装的iPad)。“中国制造”在国内的售价为何反而高？原因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税收和流通两个方面。税收方面，一是出口退税，二是零售企业税负较高。流通方面，我国商业流通各环节存在着繁复杂乱的交易成本。在商品销售终端，进场费、摊位费之类的费用多不胜数，灰色成本则是“公开的秘密”，这些最终都摊到商品价格里，转移到消费者的头上；在商品运输环节，物流成本畸高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其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即是“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让“中国制造”在国内便宜起来，政府大有可为，无非是少收税、少收费，通过降低商品税收成本和交易成本来降低商品价格，让利于消费者。政府这样做肯定不吃亏，商品价格下降刺激消费，消费增长、内需旺盛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而且反过来能增加政府税收，“放水养鱼”肯定比“竭泽而渔”高明得多。“中国制造”以价格实惠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现在，该让中国消费者也来分享这一好处了。往大了说，这不也是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一种体现吗？

　　小蒋随想：发达国家的人收入比我们高，买东西却比我们便宜；我们不但没有享受到购买“中国制造”的近水楼台，反而还要通过“代购”等方式去境外购买“中国制造”。这种吊诡不仅带来心理不平，而且中国消费者还要付出更多现实的钞票。老百姓还有一点很纳闷，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升值，按说人民币的购买力应当比原来更强。但是，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却是人民币似乎越来越“毛”。这一方面反映出国际间的汇率变化对于国内消费的影响并不“等值”，另一方面也表明遏制通胀的任务仍然艰巨。不过，各类商品也不是越便宜越好。因为，这意味着人们的劳动价值将处于低水平徘徊。比如，农产品涨价固然有投机炒作的因素，但是，谁能说农民不会从中分一杯羹？如果说某些农产品涨价N倍很邪乎的话，那么原来的超低价同样离谱，谷贱伤农的道理无需赘述。解决“中国制造”在国内比国外贵，在政府层面，应当在生产与流通等环节减税、免除不合理费用。在市场监管方面，则应进一步加大整治炒作与哄抬物价的力度。对于某些国外商家对中国市场采取歧视性政策、试图以高价树立品牌形象，则需要消费者的理性。如果某些人非要当冤大头，难免导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纪委、组织部的电话为何“打不通”？

　　背景：为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畅通反映渠道，山西省纪委、山西省委组织部联合公布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记者随机选择33人的手机拨打，接通率不到四成。

　　中国青年报发表毕诗成的文章： “民意井喷”正是以往渠道不畅通的结果，“试探电话”正是对官员的诚意持怀疑态度的表现，“投诉鱼龙混杂”也是在为以往的欠账“埋单”，接听这些投诉正是官员们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影响工作”。想起上个月《南方周末》关于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的报道。当地官员公布手机号码“短信问政”，收到4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很多矛盾便靠这发短信的“一毛钱”成本而得以解决。据说在手机号码公布之初，反映失实信息的短信占20%至30%，还有很多侮辱谩骂、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的。如何面对这种乱象？江苏睢宁的经验则是——穿越乱象，除了诚恳、耐心地面对，别无捷径可走。睢宁县正是落实专人专办来信来电、建立督查承办反馈等制度配套办法，雷厉风行地将大部分问题解决掉了，释放出了最大的诚意，不实、骚扰类短信与电话才大量减少，直至后来几近消失。对山西纪委、组织部门而言，只能带着诚意迎难而上，不妨先对骚扰类信息一笑了之，只有每一个真实举报都能得到严肃处理，只有对换届过程中每一个蛛丝马迹都严格关注甚至问责，只有每一起怠慢作为都能被核实并查处，民众才会承认你公布号码“不是作秀”，骚扰才会散去。这不只是换届之时纪律监督的法宝，更是日常民情反映渠道通畅、确保社会稳定的法宝。

　　小蒋随想：政府的公信力是如何构筑的？一是切实为百姓办事，二是对自身问题不护短，三是以真心换真心。“试探电话”与接通率不高恰好相配，这反映了媒体对于公布干部手机号的有效性的怀疑，某些干部也确实没有禁得住“被考验”。反映情况的渠道尚且不畅，查处解决问题恐怕会打上更大的问号。《求是》杂志最近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关键在于落实》。其中写道：有一幅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谈及落实与效果，最根本的约束是问责。某些干部的电话能否打通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层的问题是，如果群众反映的真实问题得不到解决、坏人坏事得不到查处，主管责任人应当接受怎样的处罚？有惩处才会有敬畏，在约束权力的问题上不能仅仅依靠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