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项历史任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城镇化走过了将近大半个世纪的历程。世界银行曾预测,未来中国20年,城镇化率会从50%上升到70%,服务业会从43%提升到61%,每年大概是18到20个百分点。今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此项由中央高层力推的新型城镇化之路,究竟“新”在哪里?
城镇化新三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看来,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三点:
第一,新的方向,从过去的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
一方面,从过去偏重地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土地面积增加三倍,但是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只增加两到三倍。辜胜阻说,人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农民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是没有从农民变成市民。报告提出的市民化,就能解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一短板;另一方面,从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独享转向常住人口新覆盖。
第二,新的模式。从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来看,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辜胜阻认为,城镇化就应该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城镇化的自然配置效率,而且有利于发展。
第三,城镇化发展方式向历史化发展。由过去的粗放方式选择向两条腿走路发展。一方面,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效应;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同时人口的异地转移与就业城镇化并行。
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最重要的标志,一是,政府要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常住人口;二是,城市制度的改革;三是,户籍制度;四是,人口制度改革;五是,房地产改革。此外,还有财税体制改革。
以人为核心
李克强总理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以“三个一亿人”原则,形象地阐释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第一个“一亿人”是,一亿人落户在城镇。当下存在不能落户和不想落户两种情况。一方面,目前严格控制各大城市的人口,比如,北京外来人口约800万,上海接近1000万,深圳超过1000万,这些一线大城市人口落户存在门槛。另一方面,在一份针对农民工的调查中,有75%的农民工愿意在城市打工,但是不愿意落户城市。原因在于农村户籍的含金量越来越高,有宅基地、承包地等。
针对这种分化情况,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最重要的改革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才算真正落户。只给户籍而没有基本公共服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此外,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而言,还面临一个市民化成本问题,这涉及六项内容,不同地方成本不同。对此,需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负担体系,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在政府层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承担。
第二个“一亿人”是,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改造。针对棚户区造成的城市居民二元结构,今后棚户区改造是要改变住房结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城中村的改造中,对不能落户的人要实行居住证制度。辜胜阻曾调研过广东的居住证制度,在他看来,居住证制度,对于解决城市农民想进来、不能进,以及进来后纠结的高房价问题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第三个“一亿人”是,中西部地区一亿人就近城镇化。目前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回流回归的趋势,辜胜阻称,中西部就地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回归,而且也涉及产业转移和人口回归,所以产业转移和人口回归推进就业城镇化是必要的。
对于城镇化的目标和任务的完成,辜胜阻还提出了城镇化其他要素:业、钱、房。
业,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仅仅是空城计,没有稳定就业的市民化也是极不健康的;
房,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最大的商机,但是如果城镇化完全单纯地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上,也会出现鬼城、空城;
钱,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去的融资平台造成地方性债务高达13亿。算上未来投资的25亿,财政部未来六年的42万亿投资,城镇化融资缺口依旧很大。因而,辜胜阻强调要构建多样化的融资模式,重要的方式就是推进PPP模式,来调动民间组织的积极性。
城镇化是黄金机遇,但从中国近大半个世纪的发展阶段来看,城镇化发展出现了反复。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20%,上世纪80年代又恢复到19.7%。原因在于,高速度城镇化,无法解决城镇居民就业问题和吃粮问题,而不得不推进逆城镇化。
因此,辜胜阻提醒,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需严防几大偏向。第一防拉美化现象,第二防速度至上的现象,第三防卖地财政陷阱,第四防掠夺式发展的陷阱,消灭村庄,大量鬼城,第五防大城市病,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编辑 段晓燕 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