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作品新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刍议

    报纸的副刊是报纸相对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于信息密集的新闻版面的一个“后花园”——供人舒缓心理、释放感情、或者进入沉思，也是对新闻传播虽“迅速”但“易逝”，虽“广泛”但“单向”的一种有效补充。甚至，副刊有时能够“不失时机地使人领会卫星传回的大量报道中的遗漏或误解之处”。与上述地位和特征相伴，副刊的新闻性和文学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而又天然矛盾的关系。

　　长期以来，关于副刊的新闻性和文学性关系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看法，每个副刊在这个尺度的把握上也各有侧重、有得有失，新闻界也有不同看法。当今，在信息爆炸、网络、电视分流读者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现不揣浅薄，略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图就教于方家。

　　文学的血肉传递新闻性的精气神

　　必须明确而且一再强调的是：副刊是报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副刊作品就必须是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游离于整张报纸之外。除了必须在价值取向和风格趣味上不允许和整张报纸相悖、隔绝，更意味着副刊必须具备新闻性，必须以不同的血肉传递新闻性的精气神。

　　新闻性有多重要？可以说，副刊的其他特点都必须由新闻性统帅、服从于新闻性，否则就不是理想的副刊作品。这也是报纸副刊区别于杂志和书籍的一大特征。不强调新闻性，整个副刊就很难担负其应有职责。

　　基于此，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未必就是好的副刊作品。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人民文学》2008年7期出了“中国的作家，奔赴震动的大地”专号，其中有作家李修文写的题为《哀恸之歌》的散文，是我所读到的关于那场灾难最好的散文之一。他将那种几乎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绝望书写得淋漓尽致，许多细节也让人过目难忘。比如，失去了哥哥（唯一的亲人）的女孩子，在面对人们的同情时突然抗拒，叫喊着跑开了，似乎“一旦接受了这哀怜，哥哥便是千真万确回不来了”；一个旅店老板说：“现在就想能恨个什么，人也好，畜生也好，要是让我恨得起来，弄不好，我心里还要好过些。”对痛苦的抒写也是深刻而浓郁的——“此处不是别处，是生涯的渊底，是连连恶梦、压抑得快要忘记的号啕和无法收回的魂魄。……5?12之后，言说是困难的，至于我，我早早就闭上了嘴巴，恨不得消失。是的，就是消失，在生死的交界，活下来的人理当不能自拔，合适的担当，便是珍重他们的本能，跟他们一起忘记，或是不忘记。”

　　但是，在被这个人风格鲜明、感情浓烈同时带着哲理思考的作品感动的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性的绝对彰显，新闻性则几乎不可寻觅。加上其感情过于悲凉、思考略显晦涩，出于对当时悲痛之中的读者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全面考量，这篇作品就不适合报纸副刊而只适合文学杂志。

　　什么样的作品才适合副刊呢？可以看看同一题材，四川的部队作家裘山山的作品。在《文汇报》“笔会”副刊5月25日、5月30日的版面上，发表了裘山山以《“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从绝境中突围》为题的两篇散文，前者写一位师长率领全师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用生命挽救生命”的经历，后者写一位炮团团长率领官兵从“前面是堰塞湖，左边是悬崖，后退又是堰塞湖”的绝境中，徒步救出200多名群众的奇迹。两篇文章都及时、深入地反映了灾区的情况、救灾的进展和为此付出的努力，从细节到气氛都充满现场感，叙述的都是当时读者关切的内容，从题目到文末的“5月22日夜急就”、“5月24日急就”的写作时间（作者都是冒着余震写下的），都是新闻性的要素。虽然作者是一位著名作家，平时文笔优美感性，但此时作者个人风格几乎完全“隐形”，也看不出什么文采和手法。但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这样朴素的写实恰恰是读者最需要的“文采”，也是最好的“手法”。而且作者依然巧妙地表现了女性的细致和温柔，在 《从绝境中突围》结尾处，作者写道：

　　合上本子，我企图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于是跟周洪许开了个玩笑。我说周团长，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眼镜儿很碍事啊？

　　周洪许一下乐了，说是啊是啊，汗水雨水把镜片搞得很模糊，我真恨不能扔了它。

　　这位了不起的团长，戴着一副眼镜儿。

　　在紧张和压抑之后，巧妙地舒缓和安顿了读者的情绪，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写作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写作者的善良。这篇优秀的副刊文章，给许多读者和新闻界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获得了当年上海新闻奖副刊唯一的一等奖。

　　文学性和新闻性掰手腕

　　副刊是报纸的一部分，但它是特殊的一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其文学性。副刊毕竟不是新闻版面，新闻性是它的灵魂，文学性则是令它丰满、立体、有温度的血肉。有人说，历史小说是历史和文学在掰手腕，那么在副刊的版面上，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和新闻性掰手腕”的情况。

　　缺乏新闻性的副刊作品和版面容易因陈旧、静态、小众而让读者失去关注的兴趣，同时脱离了分担报纸及时传播新闻职责的轨道；但缺乏文学性的副刊作品和副刊版面也一定会因为缺乏艺术和情感的感染力和回味余地而不成其为好的副刊作品和版面——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写先进单位、先进人物、重大活动的报告文学，往往存在这个问题。有些从标题到选材到文字毫无文学性，干巴巴，角度陈旧老套，表达僵硬呆滞，既没有写出人物性格和内心，也没有任何鲜活的细节或对话，可以看出写的人毫不动情、毫不感动，简直像工作总结或者先进表彰大会上的发言，这样的“作品”怎能吸引和感动读者？即使是洋洋洒洒一写近万字，即使占据了副刊整个版面，也是没有读者、浪费版面的行为，对副刊的品牌和影响力是近乎自杀的伤害。而强调副刊的文学性，正是杜绝这种危险的一个有利武器。

　　在报纸副刊上，文学性和新闻性辩证地整合在一起，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副刊作品必须有文学性，但是这个文学性不但不能脱离新闻性，而且必须服从、服务于新闻性。绝不能因为孤芳自赏而变成脱离现实、远离当下的“世外桃源”。

　　一般来说，文史掌故、文字考据、回忆前贤、追忆往事、游山玩水、家庭生活、邂逅名人、纯个人情感……这些时效性不强的文章，容易失去新闻性的魂魄。甚至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散文家、文化界名人，他们的一些过于随意、拉拉杂杂的文章，既无时效性，又无感情和思想的冲击力，也不能算优秀的副刊文章。惟有将文学性和新闻性有机地融合起来，才可能成为佳作。

　　作家迟子建在《飞向泥土的箭》中写她第一次到新疆的所见所闻。如果仅仅描写新疆风土人情，说瓜果如何甜、姑娘如何美、戈壁如何辽阔，那就成了一篇平庸的游记。作为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迟子建当然不会这样。她写了自己了解的从东北迁徙而来的锡伯族历史，赞叹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然后写参观了锡伯族西迁纪念馆，还在那里的射箭场练了射箭，射出的箭因为不得要领而“一头栽在泥土中”……如果行文到这里结束，可以称得上一篇比较好的游记了。但是临近结尾，突然急转而下，整篇文章的分量发生了变化：

　　从南疆返回乌鲁木齐时，恰好是七月五日的黄昏。我们入住宾馆不久，城区暴力恐怖事件的消息传来。在那个不眠之夜，我几次走到宾馆的院子，在高大的树丛中游魂似地飘来荡去。那个夜晚的声音和气味，把我的心撕裂了。我的心在滴血的时候，眼前不时闪现出那支飞向泥土的箭。我多么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刀，只在欢歌时屠宰牲畜才亮出锋刃；所有的石头，只为女人在河畔哼着歌谣捶打衣服而生；而所有的棍棒，不过是为了打落果园中高挂枝头的桃李。我多么希望，我射出的那支飞向泥土的箭，会在秋日的寒露中，与万物同枯，与血腥永别，在转年的春天，安然复苏为一棵清香四溢的草，做露珠的巢。（《文汇报》2009.08.04）

　　那时震惊中外的新疆七?五事件刚刚发生，副刊作品理当及时与新闻呼应，有所表现，但要正面触及又有诸多难处：既要严正谴责暴力犯罪，又要充分体现民族政策，还要照顾不同民族的读者不同倾向的感情……而这篇作品将所有这些解决得那么自然得体，天衣无缝，第一时间就在副刊文章里对突发事件作出了反应，而且把这种反应升华到了呼吁人与人友好相处、全人类共享和平安宁的宏大主旨，这种诉求中所包含的神圣和永恒，使这篇散文焕发出了思想和人性的光辉，成了副刊作品中文学性与新闻性相得益彰的一件不可多得的佳作。

　　文学性“辅佐”新闻性，

　　新闻性“反哺”文学性

　　新闻性反映在动态性、时效性上，而相对恒定的文学性对动态、即时的新闻性具有辅助和升华的作用：

　　1.有的新闻事件和现象，通过有细节、有温度、出人物的副刊作品，可以让读者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现场气氛和人物的有血有肉。比如陈祖芬的《聪明委员和无龄现象》（《人民日报》2009.3.7），为参加政协文艺组的几位名人画了一组肖像，吴冠中、张贤亮、丁聪、陈刚……寥寥几笔，形神兼备，笔法轻松洒脱，从一个特殊角度满足了广大读者对政协会议和这些名人的双重好奇。

　　2.有的新闻事件和现象，通过副刊作品，可以做进一步的阐发和剖析，启发读者做深层的思考。比如顾土的《大师的分量》（《文汇报》2009.2.25），指出了什么是大师，和大师应该具有的分量，正好呼应当时学界质疑文怀沙的浪潮，给人高屋建瓴的启迪，又显示了超然的理性。

　　3.还有一种情况，可称之为“表面上没有时效性的时效性”。比如反思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呼应现实中的相似情况，供人以古为鉴；或者介绍国外的情况和思考异域的文化，中外对照，提供对现实问题思考的新角度。比如鲍尔吉·原野的《墓碑后面的字》（《人民日报》2009.5.8），通过对一块野地里的墓碑的发现，反观当今不尊重文字、优美语言风范失却的现象，发出深沉的感慨。又如唐韧的《抢跑也吃亏》（《文汇报》2010.10.12），将现在愈演愈烈地将孩子送出国读高中的现象比喻成愚蠢的“抢跑”，对这样违背人才培养规律、一窝蜂的行为当头棒喝。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必须凸显新闻性的统帅作用，必须用“新闻眼”找到有现实意义、有时效性的观察和切入角度。即“拿来”外国材料或者重新阐述历史，必须有明确的现实理由和当下的心理依据；不能无缘无故地一味猎奇或旧事重提；更不能一头钻进文史故纸堆，或“为赋新词强说愁”。

　　在纸质传媒的新闻有效性受到网络、电视强力威胁的时代，副刊作品的文学性对新闻性具有前所未有的补充作用。

　　正如纽约一位多家报纸的主编所说的那样：“办报纸就是学会留下什么，再压缩余下的内容。”②但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明确指出：“报道篇幅的指导方针是：简洁而且完整。”③原本命定受篇幅限制的报纸新闻的完整性，在信息通过网络、电视飞快传播的时代，又蒙上了滞后的阴影。而优秀的副刊版面，可以通过文学性强的作品进一步展示现场、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宣泄感情，而且可以在时效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精加工”，梳理源流、深入分析、提出见解、启发读者、引领风向……追求不同凡响、“后发制人”的效果。

　　资中筠的《履历、身份及其他》（《文汇报》2009.11.3）从“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写起，反思了国人对身份问题带官本位色彩的重视，以及她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这一点的警醒和“独立”人格的重视和追求。在许多现实中屡见不鲜、习焉不察的问题上，优秀副刊作品往往会发出自己清醒的、新颖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可以说，在今天，副刊对报纸权威性的补充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而不容忽视了。

　　当然，在认识到文学性对新闻性的辅助、升华之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闻性对文学性的“反哺”：对新闻性的尊崇，既是对文学性的制约，也为文学性更好地走向大众带来新的契机，造就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新闻性的要求，也给“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注入新鲜血液，带来了风格的微妙变化——因为新闻性的需求，会促使作者去关注当下发生的事件，留意新出现的趋势和动态，从而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使自己的作品和读者关注的热点趋于一致；因为报纸副刊篇幅所限，喜欢全景式叙述的作者会改用小角度切入，习惯于洋洋洒洒的作者会控制篇幅，从而使文风变得简约起来；因为是面对大众，抒情尺度比较夸张的作者也会收敛，显得比较真实朴素；考虑到匆忙阅读的受众便于接受，对深奥复杂的问题会尽量深入浅出，矛盾纠结之处会先行梳理后尽量清晰地表达；语言偏向艰深晦涩的作者则会尝试追求明白晓畅……

　　总之，副刊的新闻性和文学性，存在着若即若离又不能分割的关系，两者不能对立也不能等同。如果正确把握新闻性为灵魂、文学性为血肉，化两者的矛盾为张力，让两者有机统一、有效互补，则可以在很好解决两者关系的同时，为报纸副刊赢得长久的生命力。

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