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机事件报道的视角探析

    心理危机事件是指特殊个体由于社会化失败，产生严重心理失调，导致精神崩溃等精神危机，进而触发异常行为的事态。社会转型给人带来的生存困扰容易引发心理危机。去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典型的心理危机事件。

　　从2010年1月23日起至5月26日，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2起跳楼事件，这一幕幕人间惨剧，俨然成了媒体趋之若鹜的新闻盛宴。6月2日上午9时整，以“富士康”及“ 跳楼”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新闻搜索，即发现相关新闻报道24400篇。

　　笔者分别以“富士康”和12起跳楼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关键词，按照网页呈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搜索，选出新闻120篇（其中包括网站刊出的博文）。通过归纳分析发现，媒体多数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包含三种基本视角，即社会冲突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和符号互动视角。鲜有媒体从健康传播的角度对高危群体加以干预和引导。

　　社会冲突视角是媒体在报道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时使用的主要视角。社会冲突视角将社会系统视为一个由不平等所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因不平等所带来的冲突。这些报道抨击富士康公司的军事化管理模式：科层制的等级森严、“台干”与“陆干”有别、普通员工待遇低、高强度加班、保安苛刻对待普通员工等情况。甚至引用社会学家韦伯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出代工企业的流水线生产将员工异化为机器。

　　一些报道对跳楼者的死亡原因刨根究底，在故事化的报道中渲染企业与员工的“冲突”，刻意突出自杀事件的“悬疑”。如《马向前VS富士康 唯有彻查真相才能普度众生》、《员工厂区意外身亡 富士康50万征集非猝死线索》等，其中《中国经营报》连续进行深度追踪报道，在《富士康员工自杀真相调查》一文中，以“富士康疑云”、“争议的猝死证明”、“1还是2”、“‘跳楼’悬疑”、“深圳速度”为小标题，用“冲突”和“悬念”吸引受众的眼球。一些报道图文并茂，渲染细节和跳楼者的悲情。如《中国经营报》另一篇报道《富士康真相：浮现的黑客帝国》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时光流逝，‘六连跳’的血色逐渐淡去”，“她站在楼顶，先是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屏幕上的时间，再将手机往空中一抛，然后纵身跳下”。

　　一些报道在标题制作上刻意娱乐化。各媒体纷纷使用“N连跳”做标题，甚至出现了“双人跳”的字眼。某些标题仿佛暗含期待，如《我们不希望看到富士康十一连跳》、《富士康还有多少跳可以重来 不尊重生命终究要毁灭》。媒体在制作这些标题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可能引发的“维特效应”。

    其次，在对自杀事件进行归因时，一些报道选择了结构-功能视角。第五起跳楼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出现井喷，纷纷从个人、企业、政府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失调角度对自杀现象进行归因和反思。

　　社会学家涂尔干利用结构-功能视角研究自杀现象，认为个体与社会的整合程度过低，容易引发自杀行为。许多报道和评论引用了涂尔干的“自杀论”，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庞大的代工企业中“碎片化”、“原子式”的生存状态，是导致自杀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深度报道《南方周末实习生卧底富士康28天 揭八连跳之谜》、评论《富士康“九连跳”事件折射出二代农民工的集体困境》及《“跳楼门”主因是精神危机》等。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抨击富士康集团的社会功能失范是导致连环自杀事件的主因。《富士康再爆两员工自杀 郭台铭式管理遭诟病》、《富士康 “九连跳” 给企业文化敲响警钟》等文章聚焦富士康集团的企业文化，认为其失去了文化应有的整合功能。针对富士康公司声称不是“血汗工厂”、“自杀事件是社会问题”的辩解，媒体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如《富士康的“社会问题”》、《对富士康半年“九连跳”谜底的含泪追问》等评论，认为富士康集团在试图转移社会注意力，为企业开脱责任。

　　针对政府在跳楼事件中的沉默，一些媒体评论纷纷呼吁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发生第九起跳楼事件后，媒体和公众呼吁政府予以干预的呼声多了起来。如《“九连跳”下政府不应再沉默》、《周俊生：面对富士康十连跳 政府不能“躲猫猫”》等，深圳市政府在发生第十起跳楼事件后终于着手开展调查，但其后对事件的解释令公众不甚满意，《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政府干预不能虚应故事》的评论。

　　一些媒体从符号互动视角出发建构“连环自杀”这一事件。社会学认为，社会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人们在大量运用符号交流的背景中互动并建构社会现实。媒体从符号互动视角报道富士康连环自杀事件主要表现在“神秘化”、“去神秘化”和“标签化”。

　　在一些报道看来，连环自杀事件中有些神秘的“符号”。比如富士康公司厂房的“风水”、郭台铭的本命年、“命运的魔咒”等。在《富士康连环跳楼自杀引猜测 网友曾预见11跳》一文中，有媒体报道网友在三天前预测出第11起跳楼自杀事件，更是为该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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