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会隔离与自我构念(2)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缺乏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养成。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生命的虚拟世界体验——以风靡一时的“开心网”为例，人们在这里可以通过虚拟货币购买农作物种子、工具，在虚拟的土地上进行种植，饲养虚拟宠物，甚至和虚拟人进行恋爱交往。如果时间有限或者兴趣减淡，便任由这些虚拟的动植物无人照料，与虚拟人的感情更是可以说断就断，不用考虑他人的感受，不用背负任何责任。

　　为什么互联网在便利沟通的同时，反而加剧了社会隔离？本文基于媒介环境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结合心理学中关于自我构念的定义，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文化、自我构念与社会隔离。自我构念，主要是指个体如何理解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自我构念”的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大量涌现。马库斯等人提出：不同的文化，即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将会决定人们形成不同的自我构念——独立型自我构念和依赖型自我构念。

　　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在亚洲、南欧及南美等地区的人们较为崇尚集体主义文化，人们更倾向于依赖型的自我构念；而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人们则更为崇尚个人主义文化，他们倾向于独立型的自我构念。

　　自我构念主要的两个维度——独立型自我构念和依赖型自我构念的主要区别在于：依赖型自我构念强调关注他人，将与所属群体保持和谐关系作为重要的生活目标；独立型自我构念强调表现自我，与他人保持独立，将表现自己的独特内在特质作为重要的生活目标。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两个维度上对自我构念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是集体主义文化培养人们具有较强的社会定向，个人主义文化则培养人们具有较强的个人定向；另一个维度是集体主义文化培养人们具有较强的情景化定向，个人主义文化培养人们具有较强的非情景性定向。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注重与他人一对一的关系（如母子关系、配偶关系等）。如果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综合传播学的理论，还可以得出一个区分自我构念的基本尺度：社会因素融入自我的程度。这些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亲密的社会关系、重要的团体关系和集体行为等。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比如在中国或者日本，人们倾向于在友好的社会关系中定义自己。相反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比如美国人，则往往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追求张扬个性。

　　由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日益普及，互联网首先“物理性”地割据了人们的生活时间，传统的交流方式被新方式所替代，转变成了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交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个人主义文化，互联网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特别是对与他人关系的看法——即转变了中国人自我构念的维度，加剧了社会隔离的程度。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文化，讲究群体关系与和谐，相互依存程度较高，大家都希望通过人际关系明确自己的位置。而互联网的使用，带来了个人主义文化的冲击，人们开始更为强调自我。个体的自我构念不同，他们对待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不同。通过分析自我构念与社会隔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依赖型自我构念的个体来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保持稳定的自我和自尊的来源。所以，人们会有意地利用一些技巧来培养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交往中降低“个性”导致的随意性。而具有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个体，只要能够在自己所涉及的信息传播领域具有“自我”控制，就会使他们产生积极的个体认定并提高自尊水平。

　　换句话说，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个体倾向于不依靠社会交往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对现实社会交往的关注度不足。这便是互联网使用导致个体社会隔离程度加剧的传播学和心理学的原因所在。

    结语

　　虽然研究报告上的数据显示，互联网导致的中国网民的社会隔离程度并不算很深，但是“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增进，人们的社会隔离程度也在增加”这一现象值得传播学界关注。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应用程度的加深，社会隔离加剧的速度和不可知的影响也在不断增长。

　　如果我们以电视媒体为例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走入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对电视的沉迷造成了很多社会的负面效应，例如家庭关系的疏离、时间管理的下降、娱乐化因素过高等，这些负面效应曾促使一些社会学专家发出“关掉电视”的呼吁。随着互联网应用广度和深度的加大，社会隔离现象对人们身心不良后果会进一步显现——抑郁症、营养不良、免疫系统疾病等，“互联网正在成为电视之后下一个困扰人类的异化物”。

　　正如前文提及，互联网的教育功能和娱乐特性加大了其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如何令互联网的应用真正促进社会交往、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恰当的人际关系，如何增进多维度而非单一维度的自我构念的形成，使得人们和新媒介技术的互动能够促进而非阻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是我们基于媒介环境学和其他学科相关理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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