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主流媒体的“社会弥合”功能

    任何社会结构单元之存续，总是与它能承担的社会功能紧密关联；任何基于分工所创造的职业价值，总是与它回应时代需要的能动性须臾不可分。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往往直接反映在舆论场中，公共事件的背后，往往直接与信息传播相关。新闻媒体，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主流媒体，应该在社会建设中担当什么责任，这是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社会结构的张力

　　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国家与社会由高度重合逐步走向“分离”，二是社会群体结构的日渐分化。这两种变化既释放出了社会的活力，也在给社会结构带来某种张力。

　　宏观看，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趋势明显。大量公民从过去由上至下的“单位”体制中脱离或者半脱离出来，新生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断涌现。从改革大势看，这种“分离”，使人们获得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让经济、文化活力得以释放。有美国学者认为“人们实际上在想些什么，他们选择如何消磨休闲时光，他们与谁结婚，他们追求什么职业等相关问题，不再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种变化是改革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

　　中观看，社会领域内部同样呈现分化。社会阶层结构呈现较大变化，从过去相对单纯的结构，形成更加细分的阶层结构，有学者归纳为十大主要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等。群体分化的背后是社会资源和利益构成的差异，如突出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改革已从增量突破，可以较快使所有群体普遍受益的阶段，走到了需要谨慎地在各阶层、各群体间进行利益协调、利益平衡的阶段。

　　微观看，个人的权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具体到个人，是在上述“分离”与“分化”中寻找位置，在个人期望与社会可能性中权衡取舍，在适应现状与适应变革的压力下谋划生活。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接受信息的渠道空前增加，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对自身权利和利益呈现不同诉求。同时，各类社会资源客观上仍有限，制度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诉求与实际往往存在差距。选择多，彷徨也可能多；期望多，失望也可能多；信息多，困惑也可能多。

　　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组织体系、管理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而社会自组织、自适应、自管理能力又有待提升。这些因素叠加，引发了不少阶段性、局部性的问题：社会保障和服务的疏漏，诚信等道德约束的弱化，公民与国家机关联系渠道的变化，社会资源分配的局部失衡等。因此，一些领域发生了社会行为失范，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存在局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大都是结构性、阶段性、局部性的。当然，也应该看到，社会结构的分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有人说断裂，可能言过其实，但社会“罅隙”的存在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带给整个社会某种张力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舆论格局的张力

　　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处在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社会结构的“罅隙”往往更直观地呈现在舆论场中。同时，当这些与大众传媒空前壮大，传播渠道空前多样，信息技术空前革新等因素叠加，就使当代中国的舆论格局成为变量多，坐标系又不甚清晰的多维空间。其中突出的特征就是“分化”。

　　权益诉求的分化。当前，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已经清晰而直观地反映到人们对各类新闻事件的判断上。2010年，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讲课专家选择了一位财税专家和一位政治学专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利益分配和权利保障。纵观近期的一些新闻事件，无论是“北京限制小汽车增长”，还是“各地出台住宅限购措施”，基于自身利益诉求，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判断往往大相径庭。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也时常会有冲突。因为权益诉求的分化，对同一项政策表达截然不同或者直接对立的意见，这已是当前舆论格局中十分常见的现象。

　　话语方式的分化。不久前，围绕“春晚”中一些节目的语言问题，曾引发网络上的热议。稍作分析就知，这与当前舆论场中不少争论一样，体现的是人们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与分化，重点不在于观点对错，而在于自说自话的隔阂。30多年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已经分化为几类：主流的政治话语方式，市场化、商业化的话语方式，学术性的话语方式，大众化的话语方式等。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划分，但反映了总体态势。几大类话语方式的分化，再加上若干细分的子话语方式的分化，不仅仅体现在表象上的语言表达，更深入到人们内心的价值观，乃至哲学层面的世界观。舆论格局中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议，往往源于不同话语方式之间的区隔与碰撞。

　　信息渠道的分化。对当代媒体发展趋势，人们常用“分众化、对象化”来描述，这反映了现实情况。然而，也应当看到，“分众化、对象化”本身并非今天才有的现象，新中国成立6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通过行政手段，为不同群体、行业设置过“一一对应”、“精确到达”的媒体，而这种设计依附于社会组织体系本身，依靠组织体系来平衡、协调。而今天的“分众化、对象化”是在社会结构变革，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媒体依据自身规律的自发选择。不同受众又依据自身情况，形成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固定渠道。这种分化的极端形式就是博客、微博等“私媒体”、“自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这些几近碎片化的方式是柄“双刃剑”：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便利性得到空前提升，这是正效应；信息过载、公信缺失、价值混淆，以及社会共识的消解则构成负效应。

　　在当前的舆论场中，以上的几种分化往往不是一种分化在起作用，而是多因素综合起效，如果要给这种张力做个受力分析，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形。

　　主流媒体的价值

　　怎样看待张力？它源于当下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张力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的自发状态。然而，如果这种张力超过一定限度，不能得到及时疏解，就有可能发生局部的断裂，引发矛盾。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不去弥合罅隙，不去疏解张力，和谐稳定就存在隐忧，社会共识就难以形成。这也正是中央重视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出发点，也迫切需要形成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媒体是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重要一环，理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并不是对每个媒体等量齐观的要求，而是对那些承载主流价值，发挥主流作用的媒体的期待。

　　近几年，学界、业界对主流媒体的研究渐成渊薮。研究之热能折射某种需求：依托国家体系的媒体需要适应社会和传播之变，保持和提升自身影响力，探求新路径；在改革进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媒体，基于自身发展的预期，需要获得产业价值、社会价值上的新认同；在新兴媒体技术催生下的传播生态下，新媒体组织又迫切需要回归社会责任的新担当；在新技术形态催生“自媒体”、“私媒体”的条件下，客观上呼唤对社会信任和主流价值的新塑造。对主流媒体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思想渊源、评判标准、分析方法等层面都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是说在当代中国的主流媒体问题上，没有可供对话的公共平台。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界定，不是用某种框框来命名，用现实效果来衡量与评价，将对媒体是不是主流的评判权交给公众。

　　主流媒体地位是由公众的选择所决定的，权威性、影响力、公信力构成了它的内核，它应该是舆论中的意见领袖、公众议程的设置者、主流价值的诠释者、优质信息的提供者。在当代中国社会，日渐突出的功能就是“社会弥合”，这是判定主流媒体的重要标准，也是社会对媒体担当的共同期待：维系社会主流价值体系，而不是割裂它；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鞭笞一切恶行；提供优质的信息产品，而不是流于粗陋、失于低俗；倡导社会互信和共识，而不是放大误解，助长偏见；传播事实，揭示真相，而不是道听途说。总而言之，就是成为社会张力的疏解者。

　　社会弥合的路径

　　相比于国家的社会管理，媒体活动是第二性的。主流媒体的“社会弥合”作用于信息传播和思想文化领域。同时，“社会弥合”又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只有在媒体真正赢得受众信任，吸引受众关注的条件下才可能完成；只有在主流媒体的事业发展符合时代和媒体自身规律，真正在舆论场中形成主流时才可能完成。主流媒体“社会弥合”功能实现的根本路径就在于自身励精图治的变革。

　　其一，融合的信息渠道。当今，全国人民共同阅读一张报纸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期望用单一媒体、单一渠道来承担社会弥合的功能不现实，真正的方向是最终一个多媒体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它应该有定位于不同受众的多个媒体，通过各自的信息产品，联系不同群体的受众；它应该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等多种信息渠道，尤其要给未来还将出现的传媒技术留出空间，以此来联系各类接受习惯的受众。这样的体系，将为主流媒体的社会弥合功能奠定重要的基础。

　　其二，主流的公共视野。一个媒体的视野往往决定其价值，不仅在于宽广，更在于能够洞察社会中的“罅隙”。2010年，人民日报曾陆续推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现象”、“中产阶层现状”的系列报道，正是将关注点放到了群体分化下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心态，特别是形成社会张力之所在。另一方面，主流的公共视野还在于对各类公共政策的关注。公共政策往往直接涉及利益调整，当前很多舆论热点问题正是围绕公共政策过程，不同群体不同利益诉求的体现，同时这又直接影响到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对于主流媒体而言，需要客观反映诉求，帮助消解误解和偏见，形成吸纳民意和调和矛盾的畅通渠道。

　　其三，多样的话语方式。媒体渠道融合的效用并不在于物理拼接，它需要在不同媒体和传播渠道的协调机制下，形成真正适合多渠道、多对象的信息产品，而且是包含着主流价值，体现社会弥合效应的产品。社会话语方式分化下，产品的设计与生产需要对应不同的话语方式，形成相同内核的不同表达。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真正深入了解各类话语方式，透过表象的语言方式，探究其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其次需要找到话语方式背后，不同群体间在文化、价值、认识上的共识，促成共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寻求最大公约数” ④；第三是需要不断适应和调整，容纳更多话语方式类别，通过话语的变迁联系其背后的受众群体。

　　其四，职业的伦理坚守。今天新兴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技术、表达、判断上的影响。当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个从技术平台下迅速生长起来的传播渠道，其行为规范、职业伦理仍存在诸多空白，正因为如此，在新兴媒体中信息传播真实性、合法性的屡屡出现，这也构成了当前舆论格局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这类问题，经历了较长发展历程的传统媒体，在磨砺与碰撞中形成的职业伦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主流媒体而言，融合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传播体系，坚守着对新闻真实、社会责任的职业伦理，其公信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众声喧哗之后，将日渐显现出优势。

　　着眼未来，主流媒体的地位是公众用眼睛、鼠标、遥控器选择出来的，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说，包容、理解、和谐，都是我们这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不能或缺的价值取向，也将是人们判断一个媒体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取向。社会弥合功能与主流媒体主动适应时代，推动事业发展的努力并行不悖。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也是赢得未来的必经之路。

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