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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解读经济新常态如何在新常态下保持定力？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时间：2014-11-25 14:19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本报记者王尔德北京报道

　　在11月22日“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公开解读经济“新常态”：什么叫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到底怎么做?做些什么?

　　杨伟民认为，新常态并非坏事，新常态表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级的阶段，就是说我们经过发展积累以后，由量的变化引发了一些质的变化。

　　杨伟民指出，“新常态下怎么做?我理解中央的精神就是这样几个字，叫‘稳中求进，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新常态的三个特征

　　杨伟民解释，新常态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降痛期、刺激经济政策产生负作用的消化期)完全一致，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增长减速”。

　　“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主要也不是受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更多的是我们经济体本身的内在机理发生了一些变化”。杨伟民分析。

　　杨伟民指出，“比如说人口红利基本消失、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降低，甚至我个人认为，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使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无人可转了，剩下的人都是50岁以上的;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的差距已经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剩下的你想要人家也不给你了。”

　　在杨伟民看来，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是“深度调整”，这既是经济减速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减速的一种结果。

　　杨伟民解释，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实际做的结构调整，是那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这种加法式的调整。但现在说的深度调整，就是必须要进行以存量为主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调整，“有一些产能必须要下来，而不是要再上去了，这也是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制造业当中相当一部分产业的产能我觉得是过剩了，甚至可能已经接近于我们叫做物理性消费的峰值。”杨伟民分析，例如房地产总体上处于供大于需的状况，这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和财税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来解决。

　　杨伟民指出，“基础设施是我们最有潜力、最有希望的一个领域，但是经过我们过去35年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建设以后，应该说我们今后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也不可能再维持过去的速度。”

　　新常态的第三个特征是风险显露。对此，杨伟民解释，过去在高速增长和补齐式结构调整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的风险被掩盖掉了。但是随着今后经济增长的减速和结构的深度调整，这些风险必然要逐步显露出来，例如那些地方政府培育的不少该死没死、死不了的“僵尸企业”不能总让它那么维持着，以后政府还有钱去维持它吗?

　　新常态需要新动力

　　“新常态本质上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新的动力来带动未来的增长，而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靠房地产大规模的投资、搞大量的过剩产能、重化工业等这样一种方式，而是要找到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方式。”杨伟民指出。

　　杨伟民强调，新常态同时也孕育着许多新的机遇、新的很有潜力的增长点，比如说服务业，最近两年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现在的速度，相当程度上是靠服务业带动的。再比如城镇化，“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当然对新型城镇化有很多理解上和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工作上的偏差，但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杨伟民解释。

　　杨伟民分析，“如果农民工实现市民化了，本身就能带动需求。简单地说我去盖房子让农民工进来，这不是一种好的办法，是一种错误的办法，最后房子盖起来人走了。怎么着手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让他们真正进来?从满足他们的需要来讲，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需求。”

　　那么，如何在新常态下保持定力?杨伟民认为，中央的精神很明确，那就是“稳中求进，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具体而言，“稳中求进，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就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微观层面则是强调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政策，依靠改革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社会政策要托底”是指在结构调整和处置社会经济及金融风险过程中，防止企业倒闭和不良资产过多产生等局部、个别问题演变成区域性、系统性问题。

　　“企业倒闭了，不良资产出来了，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社会政策要托底，不要让这些局部、个别的问题演变成区域性、系统性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杨伟民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