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扩散研究(2)

    二、网络流行语扩散的动因

　　（一）媒介间议程设置

　　通过观察“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语的扩散过程，我们发现该类网络流行语的扩散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网内、网外交互前进，这主要是由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作用。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这一理论针对的是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议题影响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发现媒介间也存在议程设置。1989年，丹尼利恩和瑞斯对1985-1986年间媒介上突出反映的毒品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并非社会上的毒品问题出现了恶化，这其实是媒介之间互设议程的结果，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建构了意义或社会现实。

　　媒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议程设置的呢？研究者们发现了“共鸣效果”和“溢散效果”两种议程流向方式。一部分媒介最先报道某事件后，其他媒介也会跟进报道。意见领袖的媒介通常是传统的建制媒介(established media)，跟进的媒介是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这类议题流动方向被称为“共鸣效果”；与“共鸣效果”相反，议题也可以由另类媒介流向建制媒介，这类议题流动方向被称为“溢散效果”。

　　在“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网络流行语的扩散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媒介对公众关注议题的设置，另一方面通过“共鸣效果”和“溢散效果”的作用，议程既可以从传统媒介流向网络媒介，也可以从网络媒介流向传统媒介。在这样动态互动的过程中，新闻事件成为公众和媒介共同关注的“大事”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而与之相关的网络流行语也伴随着新闻事件的传播而得到了扩散。

　　比如“躲猫猫”事件，《云南信息报》最早报道该事件并将新闻刊载于云南网，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网易、凤凰网等知名新闻网站迅速予以了转载，这引发了广大网友对“躲猫猫”事件的关注和质疑，“躲猫猫”事件迅速升温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躲猫猫”一词也迅速成为了网络流行语。在此影响下，国内报刊、电视等媒体也纷纷对该事件给予了关注和报道，最终共同推动了事件发展。从该起事件可以看出，传统媒体作为“意见领袖媒介”首先设置议题，网络媒体的介入推动事件升温，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联动最终形成共同的媒体话语与舆论共振。在媒体共同的推力作用下，新闻事件得到扩散，而伴随事件的“躲猫猫”一词也获得了扩散。

　　（二）网民狂欢精神

　　巴赫金是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语言哲学家和历史文化学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丰富多彩的理论宝库之中，狂欢理论是其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巴赫金研究了现实生活中的狂欢语境--狂欢节，他认为“狂欢节建构了一个在官方世界之外的第二个世界第二种生活”，它意味着对等级森严的官方秩序的颠倒与推翻，从而使得平日里受日常生活和等级制度约束的人们获得人性上的释放、实现内心情感的宣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狂欢需要特定的情境，比如狂欢节提供了没有地位和等级差别的情境，人们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中可以暂时忽略自己的身份、地位、年龄、相貌等，不用害怕权威和禁忌，可以尽情展示自己、释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狂欢节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在互联网上由于网络的自由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等特征，使人们参与狂欢没有了时间、地点等外在因素的限制，成为了人们狂欢的理想情境。以狂欢理论观照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和扩散,我们发现其中无不激荡着网民的狂欢精神。

　　以2010年网络流行语“我爸是李刚”为例，起初网民对该句的使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去要为无辜死去的学生讨回公道，出于对权力荫庇下的狂妄行为的批判和唾骂，但是网络世界的过度开放，对语言行为的放纵，使得一场原本带有浓烈批判色彩的声讨会，逐渐转化为了网民的一个狂欢派对，围绕“我爸是李刚”的造句比赛、歌曲改编一时间充斥互联网，好一番热闹景象，在这样的情景氛围下，网民也变得乐此不疲，参与人数不断增多，“我爸是李刚”一语也在这样的狂欢式中进入了更多人的心头。

    三、网络流行语扩散对其创新的影响

　　语言的使用只能针对一定的表达对象进行，所以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扩散的过程实际上是将某一语言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对象的过程。但现实情况是每一个网络流行语作为一个符号都有自身的所指，未必适合我们意欲表达的所有对象，这就产生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所指与表达之间的矛盾，于是在网络流行语扩散的过程中，当某一对象超出了现有网络流行语的所指范围，而我们又有迫切表达意愿时，网络流行语就会进行二度创新。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或两个阶段：

　　（一）语义泛化

　　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之初，通常在语义上具有专指性，这是由于它们的逻辑语义不具有类的概括能力所造成的，这些词语使用过程中只能针对与其逻辑语义相匹配的对象，否则就会造成语义混乱、表达不畅。如“周老虎”、“范跑跑”之类，这些网络流行语要满足人们更大的表达需要，扩大表达对象范围，唯一的对策就是进行语义的泛化。

　　专指性的词语流行语最基本的泛化方式是隐喻。例如“范跑跑”是专指性的，只要发现其他对象上也具有“范跑跑”原先唯一指向的那位教师的性质，“范跑跑”就能被隐喻到这些对象上。比如“NBA版范跑跑：科比为对手让道 科沃尔扮卧底”（腾讯体育2011年03月21日），“金子山：推开老人逃生，日本也有‘范跑跑’”（凤凰网2011年3月17日），“活动中心失火老师跑在前 市民质疑合肥‘范跑跑’？”（安徽商报2010年12月27日），在这些新闻标题中，“范跑跑”一词已不再专指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而是将其“临阵脱逃，不负责任”的特征隐喻到了其他对象上，“范跑跑”一词具有了类指化的倾向，即使该词离开原先的话语情景也能被人们理解，比如“医院员工集体成为‘范跑跑’”（深圳商报2011年3月20日），“皮海洲：保险资金当范跑跑 中小股民被忽悠”（金羊网-羊城晚报2009年8月26日），“……2009年2月5日，央视2套经济台一场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当前大局之下，是“做朱坚强还是当范跑跑”的讨论吸引了众多的北京市民和北京许多著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焦点BLOG 作者：刘光宇 2009年），在这些用语中，表达者分别用了“成为”、“当”等动词，可见“范跑跑”的类指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一旦脱离专指性，具有了类指功能，那么它就扩大了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变得更有利于扩散。

　　（二）格式框填

　　语义泛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周老虎”、“范跑跑”等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范围，但由于泛化主要采用的办法是隐喻，隐喻结构理论（STM）认为“隐喻是将分属不同但是可类比的概念场中的概念结合起来的话语。凯特（1987）认为没有这些概念聚类，隐喻几乎是不可能的。”将词聚集成聚类的方法有很多，但语义相似性、主题相关性则较为常见。因此，隐喻实现的条件是“始源”和“目标”具备相似关系，无法建立这种关系泛化也就无从发生。以“范跑跑”为例，语义泛化后它可以类指“临阵逃脱以保护自己”的人,但它与电视辩论中以“声色俱厉、暴跳如雷”为主要特征的郭松民之间却很难建立起这种关系，因此我们无法将“范跑跑”一词用于对郭松民的语言表达上。这时，就需要新的语言对策来突破语义泛化后仍存在的表达受阻，这就是格式框填。

　　我们发现，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所蕴含的文化涵义和形式意味并不总是同等程度地吸引着使用者的兴趣。这里，我们还是以“范跑跑”为例，网民之所以对该词有如此大的兴趣，主要在于其形式意味--姓氏与概括了对象行为特征的单音节动词重叠的组合，简单表述即“ABB”形式，这种形式创新在人们以往的语言经历中是不多见的，于是当“范跑跑”发端于互联网后，迅速招揽了大量网民的兴趣和注意力。在大量使用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无论什么姓氏，也无论是什么单音节动词，只要按照“ABB”的形式进行组合，我们曾经在“范跑跑”一词上感受到的无限魅力依然会重现出来，因此“郭跳跳”、“姚抄抄”、“周逃逃”、“王蹦蹦”、“谭踹踹”也在瞬间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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