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闻传媒的权力

    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任务和使命在于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在进行传播过程的同时，新闻传媒背后隐藏一种无形的权力。美国传播学家阿特休尔说，“新闻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确实是共生共存的。”这种权力对每一个社会板块的整体和个体都会产生影响和控制的力量。约200多年前，西方就已经开始认识这种媒介的特有权力。18世纪末，美国政治家托?杰弗逊就指出，“自由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也提出“第三种权力”说，指出像报纸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成为“广泛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不过，新闻传媒具有的这种媒介权力并不能独立存在，它自身的权力是有限的，而它是通过是在与其他权力的关系中显示其权力作用的。基于媒介权力不均衡而产生于新闻传媒与行政权力、新闻传媒与公共舆论、传媒集团与传媒集团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在特定的框架内，媒介与权力的相互矛盾、相互作用，构成了新闻传媒权力运作的轨迹。

　　处于权力作用下的新闻媒介在任何时期都表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的特性，即政治权力性、资本权力性与知识权力性。

　　政治权力性是新闻传媒基本的特征。政治作为新闻传媒最有约束力的权力形式，不仅掌控着传播渠道，而且决定着媒介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必然影响着新闻传媒的立场与方向，政治权力必然左右媒介的运行与发展。政治在传播过程中，将负载有效信息的意图通过新闻传媒的阶级性转嫁给新闻传媒。结果造成了新闻的政治权力化，新闻即被捆绑在政治上，又把政治牢牢握在手中影响公众。

　　现代新闻虽然属于公共信息，但大多经过市场化过程转为传媒集团的可控产品。它既是推动市场活跃的主要动力，也是最能体现出资本化结果的主要载体。新闻受到资本的约束力越来越大，在政治权力性的前提下，新闻会通过资本异化的手段受到财团、广告商、新闻来源地影响，这些都有可能通过新闻传媒集团的老板挑战新闻记者采写的立场。资本权力既是附加在新闻传媒身上，也被新闻传媒变相利用着。

　　知识权力化是指知识被少数人所掌握或者知识的传播被少数人手中的权力或金钱所控制。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在政治与经济上占主要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利用尚未普及的知识和信息对其他不具备这种知识和信息的人实施控制，并且在过程中有所强化，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媒介利用提前获得的信息进行权力实施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新闻媒介赖以生存的文化内核。

　　一方面，新闻媒介为了实现广告利润和资本增值，把新闻受众覆盖率和影响力当作新闻媒介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为此不得不迎合大众口味，不断进行内容上的升级和资本上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政治不断施加对新闻话语权的影响，按照其统治要求加强对新闻的管制与审评，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新闻媒介不断增加其权力的过程是与政治本质、资本本质、传播本质相伴相生的。

　　新闻传媒权力的隐性实施使政府对不同的新闻机构采取不同的立场传授，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可以对事件予以强化或弱化的报道，避重就轻或大肆渲染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此时，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新闻传媒对市场的盲目迎合，导致新闻娱乐化和媚俗化，新闻所具有的舆论引导与教化功能因此减弱。国内学者曾提出的“新闻文化价值观”理论作为一个关于新闻学科描述、价值实现和效果评价的重要问题，将新闻的价值分为是了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的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其中，制约性价值体现在传播过程的诸多因素里，如党性原则、利益共同体、政客影响、权威影响、传播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新闻自由等，都可构成新闻的制约性价值。新闻传媒的权力既受制于制约性价值，也体现其新闻文化价值，这就是新闻传媒权力的实施过程。

　　可以看到，新闻传媒是一种环境的制作者，人们通过新闻传媒满足自己对信息、娱乐和教育的需求，但在政治、资本和自身传播属性的影响下，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成为对客观事实的重新解构。美国当代著名的媒介批评学家和新闻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所有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正是新闻传媒的借助政治和资本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和使用，并最终导致了新闻的相对异化。异化的政治经济权力是新闻传媒权力异化的外因，媒介的结构性缺陷构是新闻传媒权力异化的内因。在知识权力的解读中我们发现，新闻传媒是在以自己特有的功能进入社会权力结构中，用新近客观的事实来达到支配舆论的目的。这种支配无需任何强烈的手段，只需要符合权力的源生处，即政治、资本或文化的需要。新闻传媒的中介角色，是权力分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加拿大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二次售卖理论”。他指出，新闻内容的创作是新闻传媒的第一次售卖，传媒在第二次售卖中出售的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这才构成了传媒经济的主体。新闻传媒的政治依赖与资本运作充分说明公共舆论所消费的大多数新闻产品都是由政治立场、商业需求和传播本性共同生产出来的。这种迫于政治与资本的追逐的新闻传媒并不是真正话语权的享有者，新闻传媒只不过是充当了中介，受托于政治和资本。而新闻传媒在其不断地知识权力过程中享受这种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新闻传媒是一种肯定文化。它不仅是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代言人，也是维护这种状态的有力工具和重要力量。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认为，肯定文化是从思想上泯灭人们反抗和批判精神。但在新闻传媒的特殊角色中，肯定文化不仅具有其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和认同性，更在政治和舆论中间巧妙地找到了巩固。

　　美国传播学家本?巴格迪坎提出：“控制信息的权力是控制社会的一个主要杠杆。”这种控制的目标，一是防止媒介权力异化，二是促进媒介权力优化。新闻传媒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的是社会权力的全面异化和新闻传播的全面异化。新闻，作为传媒传播内容与产品的重要形态，既是一种传播载体，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深深根植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一直坚信这样的信条：一是反对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治、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二是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三是探索真理，反映真理；四是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这说明，新闻价值的实现，防止新闻传媒权力的异化，最终还要靠新闻受众来实现，离开了受众．任何新闻传播的意义和价值都无从体现。另一方面，要找到新闻传媒权力真正的源头，即人本身。媒介时代中，新闻传媒已经深深的嵌入人们的生活，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传播学表明，人是传播的本性，人的利益是一切传播活动的惟一标准和前提。从本质上看，公众利益才是新闻传媒权力的来源和本质属性，它最终是指向公众的，只有将新闻传媒的权力与公共舆论主体和政治权力保持一致，才能更好的履行其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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