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如何平衡其与稳增长的关系,更考验着今年宏观调控的艺术。这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速高质低”背景下的主动调控战略,原因是经济结构性矛盾已经显性化,特别是要素配置失衡、投资效率下降、环境资源压力加大,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生态破坏等问题凸显,同时还积累了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部分经济动力边际效应下滑后,经济结构调整旨在避免经济因短板效应而损失增长效率,造成资源禀赋的浪费,以提高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经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结构调整 驱动内在增长动力转换
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增长动力转换的概念,从以往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尤其是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创新生产组织形式,优化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调结构又是避免经济以及局部行业、市场的硬着陆,保持经济稳定的战略性举措,使经济发展成果与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更加契合。
犹如高速列车的降速一般,结构调整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降速以及增长阶段的转换,并在经济的各个层面有所体现。比如产业结构优化,重资产消耗的重工业增速会下降,而依靠科技创新、附加值高的轻资产企业、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三产”比例持续优化。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已进入瓶颈期,边际效应放缓,并造成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资金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失衡同样存在,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依赖于土地财政,掣肘房地产调控,导致财政风险加大。与此同时,民间资金的利用率不高,造成影子银行的大量存在,加大了经济波动和区域金融的不稳定性。而部分资金又在金融市场体系中空转,在推高资产价格泡沫的同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
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相互作用,进行调整也就必须对症下药,为此,去年我国政策体系在自发自还地方债、混合所有制、PPP等领域大胆试水,以撬动民间投资。2014年1至11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29132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6%。因高杠杆、泡沫化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有所缓解,在消费端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电商等新兴消费热点,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高。
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引擎的转换,在去年的宏观调控层面已经有所体现。侧重于定向微调的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标志着宏观调控正从全面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另外政府部门通过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创新活力的释放。
统计显示,我国商事制度改革后,新设立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增幅59.3%,明显高于第二产业36.2%的增幅,第三产业企业占所有企业比重提高到了78.6%。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及服务业成为吸纳新增就业的主渠道。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超过700项。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把束缚的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出来。上海自贸区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上已经探索出成熟经验,并准备在广东、天津、福建推广,改革红利和市场创新活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在金融层面,民营银行获批开业,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引导,正撬动社会资金与实体经济对接。这也契合了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成效显现但仍任重道远
眼下房地产市场可折射结构调整的多重效果。此前楼市调控屡屡陷入地价上涨、土地出让金增加、房价上涨的怪圈。但在2014年,虽然政府未在房价调控上下大功夫,但是市场却出现了罕见的调整。这是因为调结构的各项措施都作用在房地产市场上,比如,新型城镇化促进了空间布局优化,使得产业、公共资源在大中小城市间分布更为合理,也引导了劳动力的流动。
毫无疑问,自主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这也是促进经济增长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根本着力点。而自主创新的动力既来自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又源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要素供给端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正造成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开始上升。从产品需求端来讲,我国低成本优势的减弱,一些跨国企业生产基地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国际市场的疲软以及国内需求的下降,造成了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因此,推进自主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就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要求更高,本身是一个创新驱动的过程。政府也正在引导要素投入向这些新兴产业转移,通过减免税收,加大基建、民生投入,以改善消费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调整提供条件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