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否该频上“头条”？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

　　据媒体报道，1月9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校证件才可进入。

　　这和南科大创校初期的“高调”完全不同。从朱清时上任起，南科大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关注，频频上“头条”——2011年南科大首届学生全员自主招生、这批学生随后被要求参加当年的高考，深圳市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南科大理事会成立，香港科技大学援助南科大的教授离开南科大并发文质疑朱清时，南科大退学学生炮轰南科大管理混乱，等等。

　　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南科大最初的“高调”，是改革的策略

　　客观而言，朱清时校长从上任时起，是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推进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策略在初期是正确的：一方面，社会公众当时并不清楚这两方面的改革价值，朱校长借助媒体的报道，宣传自己的改革理念，既树立起南科大的改革形象，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要进行的关键改革进行“普及”;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的力量，推动政府(包括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下决心放权改革。2011年，朱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期待舆论“拯救”南科大，因为当时南科大一直苦等教育部批文，好不容易等到了，答复却是只批准“筹建”，没批准招生。

　　从实际效果看，当初的“高调”策略是成功的。首先，还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的南科大，宣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获得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也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报考，招生十分火爆，南科大还没有正式办学，就因改革之名而成为名校;其次，教育部门也加快对南科大筹建审批的进程，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筹转正”。

　　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

　　在接下来的南科大办学中，舆论却开始“转向”，从最初高调的支持，逐渐演变为一边倒的质疑。卸任前的朱清时回忆称，一边倒的舆论让南科大几乎“翻船”。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舆论可以起到向公众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促进改革推进的作用，但是却无法代替学校和政府的沟通、校方和师生的沟通。南科大的办学者，在这方面有考虑不周之处，而舆论也在这一期间存在不专业、越界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大教授离开南科大以及南科大有学生退学。这两起事件，反映出两大问题：一是南科大注重外部舆论宣传，却忽视了在内部达成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就好比舆论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南科大行政人员、教师，都自愿接受去行政化改革。只重视外部环境营造，而忽视和师生的沟通，反过来会造成师生产生某种逆反情绪。对于行政部门也是如此。二是有的舆论监督报道缺乏专业性。本来，任何学校有教授辞职、学生退学，都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对于南科大，这仿佛成了天大的事：只要有一名学生选择退学，似乎就意味着南科大办学的失败。这非但给学校正常的办学带来压力，也夸大了南科大的内部矛盾。这期间，也有媒体主动反思对南科大的报道是不是太“过火”，但更多的媒体却苛责南科大的内部管理，南科大陷入“内忧外患”。

　　笔者一直认为，初创阶段的南科大，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学校的治理关系，在内部办学中，也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但要求南科大一开始就把所有制度建好，并不现实，具体的办学也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在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时招生，这在改革语境之下，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可通过招生，倒逼改革推进。

　　据媒体报道，1月9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校证件才可进入。

　　这和南科大创校初期的“高调”完全不同。从朱清时上任起，南科大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关注，频频上“头条”——2011年南科大首届学生全员自主招生、这批学生随后被要求参加当年的高考，深圳市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南科大理事会成立，香港科技大学援助南科大的教授离开南科大并发文质疑朱清时，南科大退学学生炮轰南科大管理混乱，等等。

　　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南科大最初的“高调”，是改革的策略

　　客观而言，朱清时校长从上任时起，是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推进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策略在初期是正确的：一方面，社会公众当时并不清楚这两方面的改革价值，朱校长借助媒体的报道，宣传自己的改革理念，既树立起南科大的改革形象，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要进行的关键改革进行“普及”;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的力量，推动政府(包括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下决心放权改革。2011年，朱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期待舆论“拯救”南科大，因为当时南科大一直苦等教育部批文，好不容易等到了，答复却是只批准“筹建”，没批准招生。

　　从实际效果看，当初的“高调”策略是成功的。首先，还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的南科大，宣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获得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也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报考，招生十分火爆，南科大还没有正式办学，就因改革之名而成为名校;其次，教育部门也加快对南科大筹建审批的进程，2012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筹转正”。

　　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

　　在接下来的南科大办学中，舆论却开始“转向”，从最初高调的支持，逐渐演变为一边倒的质疑。卸任前的朱清时回忆称，一边倒的舆论让南科大几乎“翻船”。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舆论可以起到向公众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促进改革推进的作用，但是却无法代替学校和政府的沟通、校方和师生的沟通。南科大的办学者，在这方面有考虑不周之处，而舆论也在这一期间存在不专业、越界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大教授离开南科大以及南科大有学生退学。这两起事件，反映出两大问题：一是南科大注重外部舆论宣传，却忽视了在内部达成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就好比舆论支持去行政化改革，但这不能想当然认为所有南科大行政人员、教师，都自愿接受去行政化改革。只重视外部环境营造，而忽视和师生的沟通，反过来会造成师生产生某种逆反情绪。对于行政部门也是如此。二是有的舆论监督报道缺乏专业性。本来，任何学校有教授辞职、学生退学，都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对于南科大，这仿佛成了天大的事：只要有一名学生选择退学，似乎就意味着南科大办学的失败。这非但给学校正常的办学带来压力，也夸大了南科大的内部矛盾。这期间，也有媒体主动反思对南科大的报道是不是太“过火”，但更多的媒体却苛责南科大的内部管理，南科大陷入“内忧外患”。

　　笔者一直认为，初创阶段的南科大，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学校的治理关系，在内部办学中，也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但要求南科大一开始就把所有制度建好，并不现实，具体的办学也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在没有获得招生许可证时招生，这在改革语境之下，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可通过招生，倒逼改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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