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平民化＂报道视角的再塑造

　　“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是中宣部2011年1月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开展的全国性基层采访活动。结合基层发展变化，联系群众切身感受，充分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生动展现基层群众的节日生活，推动新闻工作者进一步转变作风改进文风，沉下去“接地气”，加深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使新闻宣传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一、拉斯韦尔“三功能说”与传媒报道

　　(1)环境监视功能

　　“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传媒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环境监视功能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起着社会信息正常流动的纽带作用。长期以来，媒体充当着组织传播的上情下达的功能，是党和政府舆情传递的发声筒。由于传媒体制的逐步改革和媒介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媒介监视社会环境变化的功能逐步弱化。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界限逐步模糊，“受众本位论”的变异，传播效果的利益本位论逐步凸显，舆论引导能力逐步弱化。

　　由于媒体资源分布不均，大部分集中在城市，无疑导致媒体选题和采访的重心偏向城市，基层无疑成为新闻报道和追踪的盲区，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监测者要有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职能。有鉴于此，组织媒体集中开展短时间内的全国性基层采访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发挥媒体上情下达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下情上传，集中反映广大基层群众的心声，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2)社会协调功能

　　“社会使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的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执行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重要社会系统。”传媒体制改革以来，我传媒报道功能逐步异化，由“新闻本位论”逐步向“受众本位论”转移，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报道的优良传统，如客观性、真实性、事实性等观念开始淡化，愈演愈烈的传媒假事件、“伪公共事件”、明星炒作等不断出现。而这些显然已经成为媒体吸引受众眼球，报道内容的首选。而这些显然是和媒体作为社会信息传递的协调者和联络者功能的发挥不协调。媒体作为社会信息传递的平衡器，对报道内容的选择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本位论”的极端，必然会使社会效果下降，相反，“受众本位论”的一再追捧，必然会使得煽情性、低俗化、恶俗化不断蔓延。因此，在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空间内，新闻宣传和新闻报道必须做到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和协调。“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的开展，本身就是对传统新闻报道方式的回归，以客观性、事实性为基础，反应基层社会发展变化的新面貌，真正做到了“新闻本位论”和“受众本位论”的统一和协调，以正面报道为主，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丰富了党的基层的新闻理论。

　　(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传媒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本身就承载着传递优秀民族文化的职能，宣传报道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保护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其传承和延续。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是我国优秀民俗文化的发源地，也是目前保留最多、最完备的地区。“新春走基层”记者深入到这些地区，通过全面的采访报道，用细腻的语言，朴实的话语，记录下了那传统民俗节目带给群众的欢声笑语。如“2011年2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春走基层”栏目播出了《百年秦腔剧社下乡记》，报道了西安曲江秦腔剧院易俗社春节期间送戏下乡，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2011年2月13日,山东省胶州市胶北镇玉皇庙村,张应镇大孟慈村土生土长的庄户剧团——顺民茂腔剧团正在表演茂腔经典剧目《四郎探母》。”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是丰富基层群众自身文化生活的主要资源，传媒对其的报道本身就是为广大群众提供娱乐的一种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醒当地有关部门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也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体现。

　　二、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再回归

　　(1)受众眼中的新闻价值

　　传媒承担着社会“瞭望哨”的职能，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必须对所接触到的新闻事实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就是一种把关。“使用和满足”告诉我们：“受众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对媒介的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新春走基层” 采访活动首先从采访区域上进行选择，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沿海侨乡和灾区等，其中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长期以来受众对这些地区的了解相当匮乏，只能偶尔在媒体上看到只言片语，由于人们对无法知道、模糊的事实具有天生的好奇心，所以人们对这类信息比较敏感，其关注度较高，从而消除受众对信息的不确定性。 如中央电视台对“索道医生”邓长堆的报道，由于地处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地势陡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外界交往匮乏，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正好契合受众对信息的求新需求。

　　“越能表现人的情感的事实(悲欢离合)，越具有新闻价值”;如“新华社‘新春走基层’记者王亚光：舟曲女孩坚强的微笑让我震撼”, “[新春走基层]希望少儿之家：玉树地震孤儿的乐园” 。

　　通过体验式采访，“新春走基层”的调查，抓住采访对象最能打动人心的瞬间，使得受众如感同身受。

　　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看，受众天生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心理追求，“新春走基层”的记者在遵循新闻事实性、客观性、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细腻的观察、朴实的语言捕捉住采访对象最真实、最感人的一面，具有极强的新闻价值。

　　(2)社会价值的重塑

　　新闻价值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社会价值是新闻价值的最终归宿。一般而言，新闻媒体的基层采访活动往往涉及的是揭露性新闻，采访的方式大多是“暗访”，采访对象往往是权力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闻价值的追求往往受到记者权力寻租现象的影响，再加上记者对采访内容的功利性追求，客观性、真实性新闻理想的实现很容易胎死腹中。

　　而“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完全是公益性的，这就决定了在采访地点、采访对象、采访内容的选择上应以事实为基础，客观、真实、准确、全面报道反应基层社会面貌的方方面面，摒弃因追求新闻价值的轰动性、煽情性所造成的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很好的实现了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受到广大受众的追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从而更好的加强了党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三、报道视角的“平民化”

　　(1)从采访对象上看

　　一般来说，能够纳入到传媒报道视野的采访对象应该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原因在于传媒能够获得较高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从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久而久之，这种报道方式在受众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效应”。

　　而“新春走基层”的采访对象着眼于“平民化”的角色，在年龄构成上由灾区儿童、青年农民工、中年铁道巡道工、老年五保老人等;职业分布上由学生、农民、工人、解放军、医生等;地域分布上由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沿海侨乡和灾区等。

　　从这些采访对象的构成上看，其经济收入都不算太高，属于社会的弱势阶层，处于信息传播流程领域的“下游”，利用传媒技术的能力较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和话语权，是传媒报道的忽略对象。

　　(2)从报道内容上看

　　以灾区报道的内容，反映的是灾后重建的后的欣欣向荣，如《受灾户马素芳 罗秀清建起小楼》;以农民工为内容的报道，集中反映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如《农民工节后返城出现新动向 带孩子打工成共识》;以人物特写为报道内容的，集中刻画了人物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如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 ——访云南拉马底村‘索道医生’邓前堆” ; “内蒙古根河——极寒地区的铁路巡道工周占友” ; “有这么好的‘儿女’照顾我，我有信心活到百岁!”;以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为报道内容的，集中反映老区在国家支持和自力更生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如《生活变化大　家家欢乐多》;《[新华社记者新春走基层]遵义：红色旅游为老区添彩》。

　　(3)报道方式上看

　　在“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中，电视媒体主要采用体验式采访和面对面的问答方式，如

　　“内蒙古根河——极寒地区的铁路巡道工周占友”;主要采用的是体验式采访，通过记者亲身体验，以便更好的深入生活、体察民情;“索道医生——云南省福贡县拉马底村乡村医生邓前堆”;纸主要采用的是问答式的采访，而 “武隆火炉镇五保老人：干部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儿女”;“有这么好的‘儿女’照顾我，我有信心活到百岁!”;以及中央电视台记者张芸对广西农村小学生缺字典的三次采访报道，主要采用的是跟踪后续报道，这样有助于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总之，不管是从采访对象上看，从报道内容来看，从报道方式上看，都采用的是一种比较自由、开放、活泼的“平民化”视角，严格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客观、真实、准确、全面的反映基层群众生活状况，对丰富党的新闻理论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新春走基层”能否形成长效机制?

　　“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中。”“‘新春走基层’活动即将告一段落，但走基层、下基层、进基层应当成为新闻宣传的一种理念、成为新闻工作的一种常态。”从信息传播流程的角度考察，受众对接受到的信息首先要进行解码，解码的过程也就是一种选择性的接触和选择性理解的过程，由于受众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传播效果的实现很明显具有有限性，尤其达到宣传者的期待效果。“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的展开是在特定的时间阶段——春节，由中宣部牵头实施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各级媒体的集中报道和宣传，以期获得强大的宣传效果，但是这种“子弹论”和“皮下注射论”的宣传报道方式要想在受众的潜意识中扎根，显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基层采访活动是媒体与采访对象的一种促膝交谈，是媒体权力资源短时间内的一种下放，深入基层、走向群众，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分析，写出了大量感人肺腑、舆论监督的报道，有效的发挥了媒体下情上达的的纽带作用。

　　但是，这种报道理念能否形成长效机制?短时间的报道宣传之后，媒体的报道中心是否又要回到权力阶层的报道上?记者恪守职业道德的理念是否又要受到权力寻租的影响?传统新闻价值理念的追求是否又要发生偏移?这些想象是否会重新回归，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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