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中国已逐步进入媒介化社会，作为社会构成因素的大众传播，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和影响是空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社会也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矛盾都不断地凸显，突发事件不断，群体性事件多发。然而个别官员缺乏媒介素养，应对舆论不当，使得政府形象受损。加强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培育，已经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政府引导舆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

　　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缺失的种种现象

　　2009年6月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成了别墅和楼中楼，当记者就此事对郑州市规划局进行采访时却遭到副局长的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河南南阳小伙儿王清依据《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全市181个部门申请公开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信息，就在他前往某个单位递交申请的时候，接待领导说：“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如果说这只能体现出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那么2010年两会期间发生的湖北省省长抢夺录音笔事件则凸显出更多的问题。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媒介素养的缺乏，我国政府官员在应对媒体时出现了严重的交流危机和知识恐慌。

　　“官腔事件”频繁曝光的原因

　　时代特点——社会已经进入媒介生存化社会，尤其是网媒时代。在现代信息社会，公众和政府都已经处于媒介化生存的条件下，正如塞伦?麦克莱所言：“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媒体除了传达政策外，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引导舆论，感染情绪，影响大众的判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进入了网络媒体时代。近几年，网民率先发布的信息，反映了最前沿的基层舆情。在网络媒体时代，一方面要保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配合媒体采访报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又要及时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运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舆论，如何应对突发事件，这就要求各级官员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

　　社会原因——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农业封闭的传统型经济发展成为工业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在一定区域内，民众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对政府的焦虑心理，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应对媒体不得当，“雷人雷语”就会很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由此引发民众广泛的质疑和声讨。

　　我国目前的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部分官员并不适应新形势下媒体的质疑和监督，官员对新闻媒体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媒体不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更是社会监督的哨兵和民意舆论的发言人，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说出像上文“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雷人官腔了。

　　个体原因——缺乏应对媒体能力。政府官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防火，防盗，防记者。”正是这种“防”的态度，表明了许多政府官员新闻素养的缺乏及应对媒体时出现的恐慌心理。新华社江苏分社总编室编委郭奔胜批评说，地方官员面对民众诉求，采取“拖、躲、捂、推”四字诀，会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一方面，正是这种新闻素养的缺乏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进而说错话；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习气仍然比较浓厚，个别官员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当官是在为上级负责，而不是真正为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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