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2)

    网络“非理性表达”背后的合理性

　　河北大学车祸案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绝不是偶然，当事人李启铭案发后喊的那句“我爸是李刚”以及其父的特殊职位才是网民关心的重点所在。2011年1月26日上午9时，李启铭案在河北省望都县法院开庭审理。虽是“公开审理”，但当许多媒体要求旁听时，却被以“法庭太小，无旁听席位”的理由“委婉”拒绝。与保定市政法委和市委宣传部达成“秘密协议”的5家媒体被允许各派一名记者参加旁听，但报道时必须采用其提供的新闻通稿。

　　近几年，有关“富二代”、“官二代”的行为问题一直处于广大网民的关注之下。如2009年5月7日的杭州飙车案，肇事者胡斌在公路上驾驶改装的三菱跑车将被害人撞飞，随后被害人当场死亡。这一恶性交通事故在发生不久后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胡斌随即遭到网民“人肉搜索”，最后证实其为当地某富商的儿子。网民对其肇事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对飙车案的后续进展进行密切的关注和舆论监督。

　　综合这两起事件不难发现，凡是涉及社会公平以及公权力问题的事件都会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网民在网上的表达其实折射出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心理和感受。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很多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基本的满足，尤其是社会公平和公共安全问题成为所有公民的心之所忧。在所有普通民众眼中，“车祸案”和“飙车案”中的三位受害者就代表着他们自己，一旦肇事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以网民身份出现的公众就会在网络上疏解心中的不满。河北大学车祸案之所以会引发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都涉及公权力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好触动了所有民众极为敏感的那根“神经”。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权力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与监管，司法制度能摆脱行政干预，坚持公正与独立，社会公平得到保障，公众又怎会“仇富”、“仇官”呢？

    如何应对网络“非理性表达”

　　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加强网舆合理规范与引导。面对目前的网络现状，我们必须对网络言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使其以一种公正、合理、有序的方式得到表达，尊重网民的知情权。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将网络主题的责任、义务、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健全网络的外在监督机制、健全网络技术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途径制裁网络犯罪。

　　完善司法制度，严防媒介“越位”。媒体的“职能越位”指的是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或者新闻评论时，对事实进行有倾向性的炒作，形成一种“舆论偏见”。这些舆论会随着参与者的逐渐增多而逐渐上升为“民意”，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介入司法裁决，从而导致一些案件无法得到独立、公正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介审判”。规避“媒介审判”需要加强媒体从业者的道德素质和媒介素养。另外，还应该及时完善司法体制，正是由于我国司法制度的“缺位”，才使得媒体舆论监督职能“异化”，“越位”影响实际的司法审判。所以要想避免“媒介审判”，司法制度以及新闻法的完善刻不容缓。

　　提高网民及网络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网民应提高防范意识，培养质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让假新闻假事件牵着鼻子走。同时还要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营造诚信的网络氛围，促进网络和谐健康发展。网络媒介的“把关人”也应尽职尽责地把好真假关，将假信息过滤，将事件的真相透明地展现在网民面前。对一些倾向性严重、确实有可能误导民众的信息或评论及时作出反应，正确发挥好“意见领袖”的作用，积极引导，使网络成为先进文化传播的阵地，而不是任意撒泼泄愤的污浊表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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