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共建”与多赢

　　在此，我只想从一个微视角，结合自己切身的经历与“在场”体验，谈谈我对“共建”的一些不成熟的体会。

　　在现今中国大学里，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实学”专业领域。无论是研究方面，还是教学方面，都强调接地气、直面现实，不能空对空，务虚尚玄。多年来，我们一直践行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传下的“好学力行”系训，培养了一大批手脑并进、在业界素有良好口碑新闻传播人才，也涌现了相当一批直面现实重大问题、引领实践的理论成果，从而确立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界和教育界的领军地位。

　　当今，新闻传播学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则新闻传播实践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同时遭遇社会转型、新传播革命、全球化“三重门”。来自新闻传播一线的深刻变革，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格局，特别是新媒体引发的新传播革命，对中国社会构成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变革已远远超出当下理论研究的极限，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亟待破解，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给予的回应则是无力的，现有的理论资源严重不济，实践生生不息，而理论力不从心。而且，来自实践一线的困惑也在不断升级，比如说，传统媒体转型问题，一线从业者苦无良策。此时，理论与实践应当分享艰难，联合攻关，共同破解现实难题。如若理论研究与实践一线接不上，理论方位没找准，理论的“硬度”就无法显现。二则，理论研究出现“内卷化”、理论“空转”现象。这一方面来自于大学内学科细分压力。新闻传播学科为了洗刷“新闻无学”之讥，恶补理论，从其他学科以及西方相关学科领域引进了大量理论资源，缓解了学科合法性危机，但也存在理论上的消化不良，造成不少理论概念流于“空转”，不能有效解释实践问题。三是新闻传播教育也面临空前危机。新闻传播教育不可能远离实践一线，虽然我们有大实习、小实习，让学生有现场学习的机会。但仅此还不够，新闻传播实践的全方位变革，需要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与之无缝对接，让学生在水中练习水性，而不是站在岸上坐而论道，满足于在书斋中撒豆成兵。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进行深度变革，实现教学的端口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新闻教育与传媒一线的距离。上述挑战，对于每一位深处其中的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来说，皆是极限级的，也绕不过去。面对挑战，仅靠理论与实践楚河汉界地单向作业，紧靠个人主义的单兵作战，不足以有效解决扑面而来的没顶挑战。只有联合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共识，集纳集体智慧，才能度过眼前大关。“共建”有助于解决当下难题，凿穿了围堵在理论与实践、新闻教育与传媒一线之间的门墙，让理论研究更有方位感，新闻教育更有现场感。

　　在理论研究上，“共建”为我打开了面向一线的门户，让我们可以与火热的实践前沿零距离，第一时间感应时代的脉搏，与一线重大课题面对面，感同身受一线改革者的极限体验，进而找到理论的方位感。通过与一线精英的深度接触，对实践前也有“同情式理解”，获得丰满的第一手经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方才准确拿捏传媒改革的分寸，为理论创新打开新的空间。

　　作为一名新闻传播教育者，我感到，“共建”有助于点亮我的问题意识和专业感觉，缩小了我与传媒一线的时差，满载一线带着露水的经验，让我们的课堂更加生动活泼，具有现场感。同时，通过共建，也可以让一线精英随时进入复旦课堂，也让学生对火热的一线鲜有陌生感。

　　同样，因结缘“共建”，让我有机会深度介入传媒实践。从去年10月份开始，接受中宣部和教育部“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我去《文汇报》挂职。藉此，我可以深入观察火热的上海传媒改革实践，近距离感受改革一线的苦辣甘辛。同时，我还可不失时机，深度介入传媒实务，中流击水，及时发声。近一年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民晚报》、《人民论坛》、《瞭望东方周刊》、《新民周刊》等十多家报刊，发表新闻评论、随笔六七十篇，产生了一定影响。藉此，也深化了本人与业界同行的情谊，加固了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共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开掘“共建”空间?这对于“共建”中的各方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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