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曝光又能怎样”是一个危险信号

　　近几年来在应对舆论监督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似乎已越来越得心应手、“玩转”得越来越稔熟。譬如，两年多前，河南信阳“厅级别墅群”就被曝光，但至今官方对别墅的结果仍无定论，并且，别墅已经分到人手。最近的例子如，佛山容桂村未获得审批即征收47亩农地。村民为此不断上访，广东电视台7次曝光反复重播，但非法征地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征地范围增至1000亩。当地水利局一股长戴口罩接受采访，自认为有“不上镜的权利”，相关官员则对记者集体玩“躲猫猫”，当地街道、村干部甚至口吐狂言：“这件事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了光又能怎么样?”

　　不难发现，在应对舆论监督上，一些地方政府采用的策略是“不理不睬”、念“拖字诀”。当地政府深知，只要拒绝接受采访，坚持“不上镜的权利”，不披露相关事实，记者就很难查清真相，监督也就无的放矢。如果说，一些地方政府动辄用公器钳制舆论、打击记者，搞“跨省抓捕”、“全国通缉”，或一纸命令禁止报道或删除帖子，往往会授人以“滥权”“暴戾”之话柄。而对媒体监督玩“躲猫猫”、念“拖字诀”，其“政治风险”则相对安全许多。

　　但需要指出的是，权力者应对舆论监督的这种“文明”态度，仅仅适用于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媒体。对管辖区内的媒体，地方政府往往有加减乘除的自由，因而一旦出事，相关部门一个电话立马让辖区内的媒体噤声。

　　很显然，地方政府应对舆论监督的这种姿态，不是说其“惹不起还躲不起”，而是权力者号准了当下我国媒体监督的“命门”——一方面，媒体监督的视野本来就很狭窄，关注的力量也非常有限，再加之新闻是易碎品的特性，也就使得被曝光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热点的涌现而逐渐归于平淡。只要避过舆论风头，低调处理一段时间，权力者便依然在其小王国内逍遥自在了。

　　另一方面，媒体监督仅仅具有“发现功能”，而根本无法代替监管部门。媒体曝光是一回事，而相关监管、执法部门能否及时跟进是另一回事;更为重要的是，问责大棒如何个“打法”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舆论监督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行政压力，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种无效监督。而实际上，媒体曝光后，要么问题不了了之，要么对违法者的惩处过于人性化。在这方面，重庆吐祥镇党政办主任雷清平的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雷清平上班不请假而跑去为朋友办生日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不管是在报上、网上乃至于中央媒体上“曝光”也好，他最多也就是给个处分，不可能开除公职。

　　“央视曝光又能怎样”，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年来，老百姓有事“不找政府找媒体”，而一些政府部门也形成了一种“媒体曝光依赖症”——权力者为民办事，仰赖于舆论监督，推一步才向前走一步。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但毕竟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媒体尤其是影响力越大的媒体，还算是老百姓理性维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舆论监督都丝毫不起作用，老百姓则连这个稻草的幻想余地都没有，这不禁让人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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