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编辑思想探究

　　与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相比，许多人对于他的新闻副刊编辑事业知之甚少。透过历史的纱幕，拨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的苦难之门，文学家郁达夫在远离故土的新加坡，将生命陨落前最后的光华献给了祖国抗日救国的新闻事业。

　　郁达夫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历史背景

　　1938年，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日军不仅在军事上占据极大优势，快速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并且在新闻舆论上采用“以华制华”的战略，实施新闻封锁和高压控制，实行“新闻新体制”，以图控制在华新闻舆论，为其侵略行径编造辩护词。郁达夫曾于1938年1月亲临台儿庄前线劳军，目睹抗日军民在物资极其匮乏的艰苦条件下拼死抵抗的事实。

　　当年散居在南洋各地的华侨约400余万人，都具有中国国籍(当时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其中不乏像陈嘉庚那样爱国的富商大贾，华侨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热情。据相关资料记载，东南亚华侨在中国抗战中所捐献的钱款物资，在总数上仅次于美国，而1941年前则占外援的第一位。

　　郁达夫正基于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持抗日战争、掌握南洋新闻舆论阵地主动权的考虑，在《星洲日报》创办人胡文虎的盛邀下，于1939年1月至1942年2月，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繁星》编辑，还曾一度担任《星洲日报》主笔。郁达夫遵循抗战宗旨，将当时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办成了在南洋文化界一份最出色的“抗战副刊”。此间，他先后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时同时编过八种，如《星洲日报半岛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星光画报》文艺专栏，《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周刊，以及主编《华侨周报》等。当时国内抗战处于白炽化状态，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政治经济因素复杂。为宣传救亡和抗战，郁达夫在这三年间从事新闻副刊编务工作十分努力，每天伏案工作平均十小时以上，笔耕平均在四千字以上。每天上夜班审读最后新闻电稿后才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往往到凌晨，而白天还照常参加各抗日组织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郁达夫共在各报刊发表了包括社论、政论、随笔、文艺评论及书信等在内的文章共462篇，其中政论时评就有104篇。

　　郁达夫曾说，他此次南来的目的是“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正因如此，郁达夫在极度繁重的工作重压之下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编报纸，撰社论，写政论杂文，以饱满的激情关注国内国际时局的变化，给抗战军民以方向以鼓舞，同时培养华侨文艺青年，推动更多的人士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

　　郁达夫的副刊编辑思想解析

　　副刊的界定及其定位问题，学术界颇具争议，但是无论是“报屁股”还是“报尾”，都是正刊所不可或缺的补充。抗战时期的副刊比之于和平时期，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抗战期间的副刊在面临亡国的危机之下，除了具有强烈的新闻性、时代性之外，更兼具鼓动性、呐喊性和激励精神。当年为抗战救亡，著名的文学家参与副刊编辑较多，如萧乾在《大公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夏衍在《华商报》副刊《灯塔》任编辑等。郁达夫在编辑《星洲日报》副刊的三年多时间里，其编辑实践一如其人，感情真挚见情见性;副刊写作也一如其文，坦荡磊落正气率真。

　　郁达夫在三年多的副刊编辑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副刊编辑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强调编辑的良知与战斗精神，强化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

　　抗战救亡是《星洲日报》的宗旨，其正刊的新闻报道具有客观事实性，而副刊在郁达夫的主导下，则对新闻事件进行主观解读，使之具有诠释、引导、强化的作用，将爱国主义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灌输给南洋的民众。纵观郁达夫一生，爱国主义是其精神的支柱，而且越到晚期越显执著。面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汪伪汉奸们的蠢蠢欲动，郁达夫在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及主编副刊《晨星》、《繁星》期间，集中发表了更多充满浩然正气、宣传抗日战争必胜的鼓动性的作品，如《“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八一三”沪淞抗战的意义》、《“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抗战两年来的军事》、《粤桂的胜利》、《谈轰炸》等几十篇。必胜的信念使他明确了战争的性质，使更多的同胞看清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也更加明确了战争必然向我方胜利的方向发展。他说：“我国士兵个个都以驱逐敌寇出境为天职，敌忾心的一致高涨，与夫保国家保民族的信念的例外坚强，是比抗战当初更增强了十倍。”在《估敌》中称：“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这些文章充满了时代的号角之声，充满了赤子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反映了郁达夫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抗敌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作为一名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崇高、正直的人格魅力。

　　2.认真负责的编辑态度，热心培养青年作者的奉献精神。

　　郁达夫曾在《编辑者言》一文中表明自己的编辑态度：“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他不轻易改动来稿的文字，一旦改动总能使作者心悦诚服。《星岛日报》外勤记者石蕴贞回忆郁达夫说：“他编副刊《晨星》，对青年投稿者特别爱护，许多青年朋友投去的稿件，能用的他都用上;要修改的，他认真做了修改。他不轻易改动稿中的文句，但被他改动了的，每一句或每一个字，都使作者心悦诚服。有个朋友甚至说他是点石成金。对不能发表的稿件，他也经常请作者来谈，说出自己对作品的意见，这是许多编辑做不到的。”一名大作家，能如此认真负责地审阅处理众多稿件，着实不多见。郁达夫的认真负责精神，感动和鼓励一大批南洋的文学青年。

　　在新加坡的三年中，郁达夫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十分重视培育青年作者，扩大副刊的作者队伍。郁达夫平易近人、热情指导的态度令青年作者难以忘怀。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青年作者就达二十余人，受过他指点的不计其数。经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而后很多成为了著名作家，成为了以后新加坡文学的中流砥柱。对于新人创作的优秀作品，郁达夫毫不吝惜版面、笔墨，亲自撰写评介文章或作序予以推荐。郁达夫把副刊园地当作他培育文艺新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苗圃，而他则是辛勤的园丁。王余杞在《“送我情如岭上云”——缅怀郁达夫先生》一文中，曾用“平生风谊兼师友”形容郁达夫。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中说：“他看稿认真，提携过的文学青年，如刘前度、苗秀、王君实、冯蕉衣等后来都成了名作家。”

　　3.重视介绍国内文学艺术作品，辛勤灌溉南洋文化绿洲。

　　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想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当时的新加坡受战事影响，可以说是文化的沙漠。马来亚华文文学，虽然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新文学，但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内陆，“一般风气未开，知识灌输还不能普遍”，郁达夫在从事编辑的同时，实际也起到了“拓荒者”的角色。郁达夫主持副刊，用他的话说就是“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做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为此他邀请中国许多学界、文艺界名人在《星洲日报》投稿，或来新加坡演出、讲学。三年间，文学界如郭沫若、茅盾、夏衍、成仿吾、冰心、柯灵等都在《星洲日报》发表作品，文艺界先后有昆明漫画展览团、武汉合唱团，画家徐悲鸿、刘海粟，篆刻家张思仁，歌舞家紫罗兰，演员王莹等到新加坡演出展览，郁达夫热情接待，大力撰文宣传。

　　在介绍国内文化的同时，郁达夫着力培养独特的南洋文艺。他在《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南洋文艺的地方性和独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扶植发展南洋本土文化，这也是郁达夫大力培养当地文学青年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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