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十三五规划中将人口增长重要性排在经济之前

　　据彭博社21日消息，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考虑在新的五年规划中将人口增长提到优先位置。中国可能将7%的经济增长硬性目标下调至6.5%-7%之间，并将其变成灵活的目标指引。

　　该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的经济规划制定者可能首次强调“人口政策”重于国内生产总值。新的重点将为一系列政策改革创造条件，包括医疗、养老、社会福利以及可能放宽部分家庭生育孩子数量限制。

　　目前，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已三年连降，计划生育政策后遗症日益加剧。

　　据台媒报道，今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GDP增速目标可能从7%调降至6.5%，另外，服务业比重、就业指标、科技投入指标等都会调高，环保标准也会提高，像是把PM2.5做为考核指标。

　　《21世纪经济报道》提到，为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不少经济指标将进行大调整，比如，年均GDP增速目标有望调降至6.5%。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十三五”时期经济面临压力较大，经济增速要达到6.5%到7%不是很容易，可能直接定到6%。

　　另外，花旗下调中国2016年GDP预期至增长6.3%，此前料增6.7%;下调2017年GDP预期至增长6.5%，此前料增7.1%;维持2015年GDP预期在增长6.8%不变。

　　此外，“十三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量，也有望由“十二五”每年增加900万人加码增至1000万人，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也有可能从“十二五”的2.2%，提高到“十三五”末的2.5%。

　　主要是，大陆目前工业化正在从中期向后期转变，其特征是要降低重工业的比重，并透过创新驱动，提升服务业创新业态发展，如此才能确保经济稳健增。因此，“十三五”阶段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势必要加强。

　　除经济指标进行大幅调整，财税改革也有望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之一。报导称务实推动房地产税等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将是税改重点之一。

　　北京外来人口增速持续放慢 常住人口或出现零增长

　　尽管作为京津冀协同的顶层设计文件尚未与公众见面，但是北京商贸、批发、教育、医疗等非首都核心功能已经在加速向周边转移。

　　这或将带来一个直观的影响：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越来越慢。

　　从2011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增量和增速逐步放缓，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年的56.7万人降至2014年的36.8万人，增速从2011年的2.9%降至2014年的1.7%，均达到“十二五”以来的最低水平。

　　21世纪宏观研究院认为，这样的趋势符合京津冀协同对北京人口规模“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的要求。而除了京津冀协同这个政策性的因素以外，北京常住人口增量的减少还与劳务输出大省的人口回流的整体趋势有关。

　　劳务大省人口回流与京津冀协同战略叠加后，随着未来产业向河北转移，北京最大的人口流入地河北将得到来自京津的产业支撑，这也将加速河北籍人口的回流，从而形成对北京的常住人口进一步疏解。北京常住人口趋于零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也将成为可能。而这也将进一步缓解北京特大城市的“城市病”。

　　北京人口增速需进一步下降

　　根据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与2000年的五普相比增长44.5%，年平均增长率为3.8%。而六普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与五普相比，外省市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因此，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从2010年以来，北京外来人口的增量有所下降，2011年同比增加37.4万，2012、2013年同比增加30万左右，而2014年仅增加16万。

　　根据2005年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为1800万人，所规划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指标暂按2000万人预留。但是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经突破这一规模，达到1860.2万，2011年则突破了2000万的人口规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到2020年，北京市要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与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2151.6万的规模相比，留下的空间也并不大。按照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1.7%的增速，在2018年就将突破这一新的控制目标。因此，未来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需要进一步下降。

　　天津与北京的情况类似，天津规划2020年总常住人口规模为1350万，但是2011年已经达到了1354.58万人。但天津也同样出现了外来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2010-2014年，天津外来人口每年新增1.7个百分点左右。但是2014年外来人口只新增了35.2万，比2013年新增48.3万、2012年新增61万的数字大为减少。

　　北京、天津过去人口增加的原因，与河北，以及东北，和南方安徽、湖北、四川等人口流入有关。

　　根据北京统计局的调查，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共704万人，65.7%的外来人口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七个省。其中河北省来京人口最多，为155.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22.1%;其次是河南省，为98.0万人，占13.9%;山东省为59.8万人，占8.5%;安徽省、黑龙江省、湖北省和四川省的来京人口分别为43.0万人、40.3万人、33.5万人和32.5万人。

　　2000-2010年间人口增长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出人口在快速向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转移。2000-2010年间，京津两地平均人口总增长率分别达到35.6%和26%，而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在这一期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负数。

　　外来人口流入放缓

　　劳务输出大省的人口流出在近些年出现了变化，安徽、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均出现了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

　　2013年，安徽净流出省外半年以上人口达898.7万人，较上年减少了15.3万人，首次出现了人口“回流”现象。湖北2013年外出打工人数为371.58万人，比2010年的452.2万人减少。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显示，2015年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仅增长了0.1%，相比前几年5%的水平，大为下降。

　　根据21世纪宏观研究院的梳理，继2011年安徽常住人口首次变为正增长后，2013年新增加常住人口32万，但是这一年东北3省分别都只增加了1万常住人口，内蒙古则常住人口在2013年新增加了8万，陕西为19万，河北为45万。这表明，最近几年，除了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慢，大量人口仍在净流出外，像安徽、湖北等地人口回流明显，这也北京外来人口未来新增加量减少提供了可能。

　　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实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产业开始迁往河北、天津等地，这为北京大量的低附加值行业从业人员迁出北京，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2014年新增加常住人口达到51万多，创下四年来新高。考虑到北京外来人口中河北籍人口占比最高，京津冀协同的推行使得河北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人口回流。

　　而天津目前也在吸引北京的一些产业落户，这可能在短期内仍会吸引大量东北和河北居民迁入，寻找就业机会，因此天津的常住总人口数量可能会出现增加。

　　例如，北京的汽车制造厂，以及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将要迁往河北、天津等地。

　　同时通州的行政副中心建设使得通州周边的河北三北地区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通州变成新的枢纽地位后，通州周边的河北很多地区有望形成新的产业。例如，类似的北京新机场搬迁到与河北交接的地区，未来该地区形成航空产业区域，形成新的功能拓展区，将为河北周边地区创造大批的就业机会，吸引在京就业的部分河北人口回流，有望成为一个趋势。

　　2014年北京常住总人口为2151.6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新增加了17.1万，常住人口增加了16万。这是1999年以来外来常住人口新增加量最少的一年。在此前人口流出省份产业发展和京津冀协同战略叠加的情况下，北京外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从而带动整个常住人口总量增速下降也将成为可能。(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大连之惑：受困于人口流失 迫切需要产业升级

　　1899年，沙俄工程师在青泥洼建设了大连最初的模型，那时候码头、火车站和几家银行就是大连;1949年，躲避了战火的大连，“经济总量全国前三”，那时候旅顺口加青泥洼就是大连;1999年，百年大连在旅、大的基础上，又拥有了金州、长兴岛、花园口、普湾等多个经济热点区域……但这是大连在经济上领先青岛的最后一年。

　　2000年后的大连再没有超越过渤海湾彼岸的青岛。近年来，受困于东北的整体低迷和人口流失，大连更是逐渐失去了在渤海湾中的竞争力，与青岛、天津、唐山等港口城市的不断进取相比，大连俨然成了被遗忘在渤海湾角落里的工业之都。

　　大连的失落

　　2000年，注定成为大连历史的拐点。这一年，青岛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经济数据上(GDP)逆袭了大连;这一年，大连开启了地产黄金十年;这一年，在大连市领导的帮助下，实德正式接替万达，成为大连足球的新东家……

　　2000年之后，曾经以“城市名片”著称的大连，逐渐丢失了它的那些名片。

　　“2000年以前，大连市领导的发展思路核心是围绕城市建设，认为只要把城市建设好，吸引外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两省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当时大连对外资非常看重，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基本没有做任何工作。好的让利政策宁可留给外来的企业，也不愿给国内的企业，这让很多优质的国有企业失去了做大做强的动力，但是这个时期，大连并没有吸引到很好的外资企业。”

　　2000年后，面对失去的经济增速，大连表现出了对GDP的迫切渴求。

　　2002年，石化和软件两项此后深远影响大连的产业，开始在大连生根发芽。这一年，大连软件园迎来了第一家入驻的美资500强企业——GE金融国际服务亚洲集团(现在的Genpact公司);同一年，大连石化350万吨催化裂化装置和600万吨蒸馏装置等项目竣工投产。在2003年的《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上述成绩被当做“为本届政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的证明。

　　此后，石化与电子信息一直被当做大连的重点产业，着重打造。如今，石化与电子信息在大连已经被定义为与装备制造、造船同等地位的优势产业。

　　大连市软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收入1485亿元，而大连同期的GDP总值为7655.6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已经成为大连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

　　大连的石化产业发展同样迅猛，尽管遭遇了多次事故的影响，但扩大石化产业的步伐却从未停止。在2015年的《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将长兴岛建设成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大连市2015年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十年转型之困

　　虽然改革红利让大连飞速发展，但大连的前进步伐却也总是伴随着争议。

　　2000年之后，发展城市建设的理念逐渐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大大连”规划。按照当时发布的《建设“大大连”规划纲要(2003-2020年)》规划，大连开始“西拓北进”，西拓至旅顺，北扩至金州，城区面积急速扩张。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此后的8-10年间，大连“形成了以石化、船舶、现代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四大支柱的新型工业体系”。

　　但是，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的大火扯下了大连石化产业的“遮羞布”。此后的时间里，大连石化产业问题不断，4年时间共发生8起石化事故。

　　一系列的事故也让人们开始反思问题所在，而这场反思运动中，矛头集中指向了对GDP的盲目追求崇拜，发展与自然的生态规则被忽视。

　　“不是大连发展化工有问题，相反可能是很正确的，因为大连有这方面的基础。大连的所有传统优势产业，其实只有化工在这些年得到了发展和继承。”杜两省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但是这些年大连在化工产业方面的发展过于盲目，缺少规划和必要的论证，盲目做大势必会付出代价。”

　　对GDP的盲目追求不仅体现在化工领域，电子信息产业的裹足不前同样是大连正在面临的问题。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13年的大连电子行业已经进入“阵痛期”，行业已连续两年下探。

　　“不少日资电子企业失去了增长动力，我们认为结构问题是主要因素，这些企业很多是最早在大连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结构、设备、技术均需要更新。”大连市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但杜两省则认为，盲目做大正是大连的主要问题。“大连直到前一阵还在喊着，要让造船的产能达到多少多少万吨，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杜两省说，“那些钢材不是你的、船舶设计不是你的、柴油机不是你的、曲轴不是你的……都是人家的设计和零件，就是到你这焊一下，这样的‘最大’和‘第一’没有任何意义。”

　　杜两省表示，目前大连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复兴，最重要的就是产业升级，“要在一个行业里走向高端，要做大做强。”

　　产业升级新机遇

　　在杜两省看来，大连和很多中国城市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盲目学习别人的发展模式，而忽略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20世纪90年代，大连热衷于通过城市建设吸引外资;21世纪之后，大连又热衷于布局新的产业支点。

　　“前几年大连的软件行业很火，通过引进英特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在发展软件行业方面，大连并没有独特的优势，大连能否熬过这个行业漫长的成长期依旧难以判断。”杜两省说。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教授、国家八六三计划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专项专家组成员魏少军对大连的信息产业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大连软件有着很大的潜力。在过去几年，软件业的发展理念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软件即服务。大连软件业仍有不少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想要发展必须要从产品开发转变为以信息服务为主。”

　　魏少军认为，大连是沿海城市，各项成本比较高，必须要把产业向高端迁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形成新的发展空间。

　　杜两省表示，同样需要把产业向高端发展的还有大连的造船业。“现在可以造船的港口是很多，但没有哪一家能在产业的上游做得更好。大连拥有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资源，在海洋产业方面拥有人才优势，装备制造业又是大连的传统竞争力，升级造船产业应该是大连最容易做到的事情。”

　　现在是大连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重要机遇——如何为产业升级。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认为，面对机遇需要的是更好的规划。

　　“大连已经错失了很多机会。”刘斌说，“比如，200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大窑湾保税港区，目的是凭借大连的优越地位、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等，有效地带动、引领、辐射和服务于所在的大连、辽宁及东北地区经济。但从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保税港区面积狭窄、港区内外贸混合作业、作业效率低、保税功能难以发挥;在狭窄的面积上难以实施仓储、加工、中转、展示等保税功能，更不用说实施‘启运港退税’等政策，大连港保税港区已经变成了‘鸡肋’。这样的状态，应该要得到改变。”

　　大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介绍，今年6月初，以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和市长肖盛峰为首的大连市党政考察团先后走访了上海和深圳。

　　“这次访问目的很明确，首先是招商，吸引上海和深圳的知名企业到大连投资;但更主要的是，去上海和深圳的自贸区学习一下，从而改变大连港的现状。”上述官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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