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中美应加快BIT谈判

 　　“习奥会”以来，中美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成为了热词。这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首先提出的，特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战争或变得不可避免。不过，一句话便可以将这所谓的“陷阱”击破——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说这句话的便是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近日，保尔森在接受第一财经和《第一财经日报》独家联合专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加快推动BIT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这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加速两国经济改革”。他强调，“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差异，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更多。如果美国能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我们拥抱一个美好、繁荣未来的可能性就更大”。

　　保尔森可谓是中国的老朋友。无论是在担任高盛董事长期间，还是此后任职美国财长之时，保尔森同中国打交道不下25年，往中国跑了近百次，为中国经济改革献言献策。保尔森更是将几十年的经验浓缩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通过讲述其身居高位时的经历，展现了高层政治的云诡波谲，也真实说明了为何“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即使在离开了美国财政部后，保尔森与中国的互动频率也丝毫没有下降。他在2011年成立了“知行合一”的智库(think and do tank)——保尔森基金会(PI)，其使命便是推动全球环境保护及中美两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基金会的工作原则充分反映了当下现实——只有中美两国互补协作，才能应对当今最紧迫的经济和环境挑战。

　　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近期，你又推出了新书《与中国打交道》，你写这本书的动力何在?

　　保尔森：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有幸和很多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和改革家打过交道，我们也都是好朋友，因此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推动中美合作的动力，并借此加深双方理解、增信释疑，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此外，我也希望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孙辈们，因为我想告诉他们，如果能够和中国加强合作，拥抱一个美好、繁荣生活的可能性就更大。

　　日报：你想向两国政策制定者传递什么信号?

　　保尔森：我希望传达的主要信号是，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差异，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更多。最重要的是，双方需要在共同之处采取行动、加强合作，如提高全球经济增速、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重大挑战都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日报：尽管《与中国打交道》的中文版尚未出炉，但你希望通过此书向中国读者传递什么信息?

　　保尔森：这本书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是中国改革家，他们见证了中国经济改革，我敬仰那些改革家。本书的开篇就提到了朱镕基，他当时需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也提及了王岐山、周小川等人。对于中国而言，未来的重点是需要更大力推动经济改革。习近平主席的确制定了非常大胆的改革计划，但我认为这一进程应该加速。

　　中美应加快BIT谈判

　　日报：10月5日，美日等12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宣布，就TPP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然而中国并不在其中。你是否认为中国未来应该加入TPP?

　　保尔森：我当然认为中国应该加入TPP，不过我更注重的是BIT，因为中美投资联系将越发重要，且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能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中国加快改革进程，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增强市场竞争机制。此外，BIT可谓是TPP的子集，因此推动BIT也是中国迈向TPP的关键一步。

　　日报：“习奥会”后，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一个热词，你如何看待这个概念?

　　保尔森：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只要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崛起的大国和当时的强国难免发生矛盾，比如当年美国独立后，美英武装摩擦不断，1812年美英宣战，英国甚至还攻入华盛顿火烧白宫。

　　不过我相信，中美关系存在其特殊性，与其他国家间关系都不同。尽管我们在某些领域是竞争关系，但两国的经济往来十分密切，我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中美的未来仍然取决于双方领导人所做的决定。

　　在习主席访美期间，他也承诺“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他也提及要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这就体现了双边合作对于两国的重要性。

　　日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比较微妙，在一些领域也存在互信下降的严峻局面，你真的认为中美两国已经做好合作的准备了吗?

　　保尔森：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资金来组建保尔森基金会，希望借此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我认为两国关系将在未来变得更复杂，也可能会面临一些起起伏伏或磕磕绊绊，但我很难想象两国分歧会对彼此有什么益处。在我看来，随着中国同全球的投资和贸易联系越发密切，外交政策就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可，因为中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国，且其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方式，且双方都要明确各自的利益诉求。例如，我们需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现存的国际多边机构应该与时俱进，它们的诸多做法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方面，美国需要带头帮助这些机构适应21世纪的现状，让中国等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会让国际多边机构的运行更为顺畅。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如果众多大型经济体能够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就能够更快达成共识。同理，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都应如此。

　　日报：谈到全球治理，你是否认为美国应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你又是否同意“不加入亚投行是美国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这一说法?

　　保尔森：我认为中国牵头的亚投行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倡议。我反复重申的是，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领头羊，我们也需要更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比美国更大。同时，我们需要支持建立更高标准的多边机构，并鼓励中国在更多国际机构中扮演领导角色。

　　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错误，但我不认同“不加入亚投行是美国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这一观点，因为我相信中美仍然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习主席在访美期间便指出，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表态。

　　中国的“溢出效应”日趋显著

　　日报：自6~7月份的股市波动和“8·11”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以来，全球市场深刻体会到了中国的“溢出效应”，各大外媒纷纷报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拖累全球”。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公允(fair)?

　　保尔森：我不知道“公允”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形容词，这只是一种现象，不少国家都越发依赖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愿望——中国的双位数增长能够长期持续、永不间断。不可否认的是，发展中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对中国的商品出口。

　　我相信的是，金融市场反映的是潜藏在经济基本面下的问题。习主席访美期间，他说7%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对世界经济2015年新增部分的贡献率达到30%，可见中国仍是驱动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但我不想太多关注究竟是谁驱动谁，重点在于因为现存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未来我们不能只依靠政府来拉动投资，我担心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务。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业、消费、高附加值业务。此外，经济增长数字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种增长是否稳定或者可持续。

　　日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日益显著，你认为中国如何才能适应这种新角色?

　　保尔森：一直以来，中国都专注本国经济发展。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其经济体量巨大，且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当前中国需要意识到，不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是全球经济领袖，并需要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PI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

　　日报：保尔森基金会专注于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近期举行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保尔森基金会“可持续性年会”也将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关注点——“可持续性”作为年会主题。为什么可持续如此重要?

　　保尔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保尔森基金会在10月22日联合主办了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的第二届年会，并在10月23日发布了重要报告《中国的新机遇：可持续经济转型——如何筑建京津冀在转型中的领先地位》。报告重点关注京津冀地区，京津冀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城市地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具体来说，京津冀地区中的河北省是中国钢铁大省，其钢产量高于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日本。中国1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8个位于京津冀地区。同时，京津冀地区2014年GDP约占全国的10%，而且城镇化发展步伐很快。中国政府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列为重点，尝试以新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减少空气污染的具体目标。

　　报告提出，京津冀地区有望大幅度减排，在全国的可持续经济转型中发挥带头作用。我们认为，要在京津冀地区实现低碳模式转型，中国现有产业就必须升级，满足建筑节能和工艺流程节能的最高标准，同时还必须向低碳新兴产业转变，这样才能帮助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并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有机会跻身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能源生产国和使用国之列。

　　日报：企业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保尔森：中美经济关系至关重要，而两国企业关系更是两国经济关系的跳板。所有国家都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这源于企业的努力。自2014年11月正式成立以来，CEO理事会已经启动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建筑项目，发表了中国建筑能效标准倡议报告，制定了针对中国“千禧一代”年轻人的数字化环保意识宣传活动，发表了一系列以可持续发展的业务、能源、金融和住房最佳实践为重点的案例研究报告，以及有关节能建筑和能源改革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全面推开可持续城镇化进程之际，理事会将把握机遇、协助确保其成功。同时，帮助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日报：当前有什么难题会让你夜不能寐?

　　保尔森：我的睡眠质量向来很好(笑)。不过唯一让我担忧的就是政府不作为，如气候变化、经济问题等，很多国家往往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加以解决。我个人是实践派，保尔森基金会也将自己定位为一家“知行合一”的智库，因此我常常会对不作为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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