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记者深入调查人口调控 专业报道赢尊重

　　“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他心里其实挺忐忑的，因为对于未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004年，魏帅大学毕业进京，7年来换着房子租住，换着工作生计，“他越来越喜欢北京这座城市了，虽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愿意留在这里。他觉得，只要坚持，只要努力，未来会越来越好。”

　　5月，京华时报时事部记者深入京城11区县，与55名外地来京者对话，魏帅是其中之一。

　　尽管这些人的辛酸悲喜，最终并未一一见报，但在专题报道《建设规模过大致人口猛增》一文中，记者连发5问：人们为何离家？人们为何来北京？他们带来了什么？北京给他们什么？这些人何去何从？

　　北京的人口调控又将何去何从？

　　敢问路在何方

　　“设防！退守。再设防！再退守……”时事部记者孙乾，仅用10字便勾勒出近三十年，外来流动人口和北京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

　　这是5月30日《京华时报》时事专版《北京人口承载极限调查》的开篇，也是整组报道的开篇。这组每天一则、连续5天的报道，全方位聚焦北京人口调控，呈现现状，反思问题，探讨未来。

　　主笔孙乾为此足足准备了半个月多，查资料、约采访、整录音、理思路，“差不多成半个人口问题专家了”，她笑笑说，更早的关注，其实去年下半年就已开始。

　　去年9月，她在《北京顺义人口控制模式遭质疑》的报道中提出，“留给首都‘流动人口调控’难题待解”。今年两会，这一问题被广泛关注。5月初，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961万，2020年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的红线被提前10年突破。

　　警钟敲响，敏感话题再次被高倍聚焦，报道契机也随之而来。选题很快被定为“人口调控路在何方”，在横亘的现实面前，只有追问才能深入。

　　“有人口领域比较知名的专家说，1800万可能根本不是北京的极限，到2020年人口可能达2600万，2030年甚至为3000万”，那么究竟极限是多少，还是本就没有极限？人口调控应如何着眼、着手？

　　各区县面对人口问题基本一筹莫展，寻求一剂良方尤为迫切，而“问诊”是第一步。

　　孙乾介绍，方案前后三易其稿，逻辑大体先从“红线”入手，解决北京到底能承载多少人的问题，然后关注外来人口，思考限制政策，再问人口调控的顺义模式，反思当前局面。

　　在原先方案中，第4版计划关注中国香港和国外的人口调控的做法，以他山之石作镜鉴，但组稿期间大兴旧宫突发火灾，编辑临时调整，以“一场大火触发的人口调控”为题，独家观察“大火燃起”的人口清理现象背后种种。最后一篇对话国家发改委官员，以“清理外来人口难解困局”作出一定回应。

　　整组报道有点有面错落有致，比孙乾预期的效果“更好一些”。报道一出，被各大网站转载，有采访过的专家看到后，发来短信表示“报道非常好，就是有点太犀利”。

    关注是一种情怀

　　李英和她的丈夫，都在13号地铁站外摊煎饼，租住在城北市场附近农村自建房中，女儿回老家读书，儿子带在身边。

　　他们只是北京城千万外来务工者的缩影。

　　在当前的人口调控措施中，限制外来人口成主流措施。他们来北京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在做什么？对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弊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时事部各路记者深入区县流管办，各找到5名外来人口作调查样本，并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小特写。每个人都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是真实的个体，也是被调控的对象。

　　时事部记者易靖写了一个黑幼儿园老师，既担心幼儿园被关闭失去工作丢掉饭碗，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无处上学和未来如何融入这个城市，忧伤的笔调令孙乾印象深刻。记者张然也在深夜探访大火过后的大兴旧宫，“漆黑的街道上，一扇大门打开。一道手电的光照在记者身上”，她写道，“一个多月后的南小街，已然成为一座空城”。

　　人去了哪里？记者寻找着他们落魄而走的踪迹。

　　“这是一种情怀吧”，孙乾说，北漂们为何漂在北京？农民工为何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城市？他们为这里的基本生活保障做着贡献，却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在调查的55个有效样本中，仅有2人来京为照顾子女的小孩，3人表示北京机会多就业环境好，其他人直截了当地表明，来京目的就为赚钱。

　　多么简单直接的答案，就为赚钱，就为生存。

　　5月一天一大早，孙乾坐新开通的15号线探访顺义。在去年的质疑中，有专家认为顺义模式“以产引人”“以证控人”“以房管人”，排斥外地人，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运行8年来，这一模式并未被其他区县复制，因难以复制，也因备受诟病。

　　孙乾坐着当地被收编的“小三轮”转啊转，看到不少密云籍村民到此做流动商贩，卖水、饮料、小吃，因“顺义城管管得严”，一天到晚“打游击战”。

　　这是地铁线开通后的新变化。15号线大大缩短顺义与城区的通行距离，打破较为封闭的地面交通环境，已有人开始来此淘金，相对低廉的房价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这是否意味着顺义模式将被松动？

　　而在记者调查的55人中，却有12人在人口调控中准备“逃离北京”。

　　毕竟，人们无论到哪儿，做什么，都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写这组报道本身，就是为观照“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母题。

    报道赢得尊重

　　尽管此前也写过不少专题报道，但这次却是孙乾采访专家最多的一次，“不下十几个”。报道呈现出他们的各种观点和不同看法。

　　采访之初，她将提纲发给人口调控领域相关的八九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谢川豫立马回复表示支持。让她受益匪浅的，不仅仅是采访，更是和专家“聊天”。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请教了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也一步步厘清了报道思路和方向。而这些专家的名字，很多并未出现在报道上。

　　“他们会提供自己的观点，还有建议，比如看哪些材料，引荐其他的专家，让报道打开局面”，为报道，她一次次联系约采，也不断查阅各种政策文献和资料，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件夹，“自己首先得理解”，于是她成了人口调控的“半个专家”。

　　在采访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时，原先只约好半个小时，后来聊得尽兴，谈了1个半小时，其他客人在外等候多时。采访结束后，李铁笑着跟孙乾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北京市媒体的采访”，孙乾也笑着回答说，“我们是央属媒体。”

　　走出发改委大楼，她便按捺不住给编辑打电话，激动地说“这个官员说得特别好”，于是第五版对话得以紧逼问题、环环相扣地呈现。

　　谈起做这组报道的收获，孙乾觉得知识储备更为扎实，也因此更为自信：“如果以后再让我问人口调控方面的问题，就能提问得比较到位、专业和有针对性。”

　　赢得尊重也是一大收获。报道出炉后，专家给她短信、电话，希望能寄报纸留档。有专家评价说“都赶上我们做调研的深度了，这么短时间能出这样的报道，真不简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谢川豫对她说，相信这个稿子你们很用心、严谨地在做，但我想给你们提两个问题，一个是常住人口的概念……忆及此，孙乾颇为激动，“因为你懂这个问题，所以专家能和你正常、平等地交流，并希望你更懂，这给我很大鼓舞。”

　　报道在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大气，相比此前同类问题的报道，视角冷静和客观，孙乾觉得，这得益于“把报道做得专业”，看问题不再狭隘而拘囿。

　　但也有遗憾，她觉得此前计划的镜鉴中国香港和国外的做法，如能最后一起推出，在问题探讨之余指出一个方向和出路，会更好。“虽然这个问题，现在一下子谁也拿不出解决方案，但有借鉴，落点就能指向‘该往哪儿走’。”

　　该往哪儿走，或许不是一篇报道或一组报道力所能及的，但能为时局提供有益的思考，就是记者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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