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纵容滋生僵尸企业 供给侧改革关键在于简政放权

　　从11月27日14时开始至昨日24时，北京空气重污染预警持续106个小时，其中，11月29日10时升级的橙色预警持续了62个小时。目前预计，12月2日至4日，京城空气优良，5日有轻度污染。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肺似乎从来都不能呼吸，除了灰朦朦的天空和黑色仙气，我似乎看到了他砖块般的尘粒”。估计这是近几日广大京城群众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写照，可即便北京虐他千百遍，仍有大批国人待它如初恋，他们依旧在这里祈祷，在这里迷惘，亲身体验所谓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不相信好肺”。此次重雾霾除了让我们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写段子的能力，更映照出了雾霾背后的一群妖魔——僵尸企业。

　　自从全球大宗商品消费需求陷入低迷之后，我国钢铁、煤炭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整天叫苦连天，一面嚷嚷着产能过剩、成本上升，亏大发了;一面又对市场现状熟视无睹、大张旗鼓地扩张产能，竭尽全力地向人们阐述什么叫做“作死”。这些巨亏的企业公然反抗限产令、逆市场而行，一是因为害怕银行追债，为了扩张产能本就欠了一屁股债，如今巨额亏损更是导致现金流少得可怜，现在要是停产，那不是直接告诉债主“我死期将至”吗;二是心存侥幸，这些高能耗企业多为地方国企，享受着政府补助，他们希望能够依靠补贴熬过寒冬。僵尸企业的存在，导致资源的严重错配，而纵容他们存在的主要力量之一正好是政府。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现在开始转变调整思路，提出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降低企业成本和激发企业创新。

　　降低企业成本政府过于护“犊子”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表示，经济增长的动力确实需要由传统的“三驾马车”向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方面转变。可是政府虽然在强调简政放权，却又在经济增长出现动力不足的时候，第一思路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增添经济活力，而忽视了企业自救这一点，导致中国企业很多都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更别提自我拯救的能力。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所以传统企业纷纷开始抱怨成本过高，所以政府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中国企业成本高企又岂止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个因素，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低、竞争手段拙劣、营销效率低也会导致成本上升，而外部制度成本、金融成本、物流成本等也在推升企业成本的上涨。如果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那么就只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着手。政府或许还可以通过减税、金融改革、建设物流网络来降低外部成本，可管理成本呢?生产成本呢?这些最终还是只能靠企业自己。

　　我们必须要看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后，劳动力整体素质也在提升，试想如果每个劳动力都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其给公司带来的收益要远远高于成本。马云阿里巴巴客服人员规模如此庞大，却从未听他吐槽中国劳动力成本太高，为什么?因为每个客服人员都在为阿里创造价值。制造业企业之所以觉得劳动力成本高，还是在于自己生产效率不够，管理水平低，不能将劳动力收益创造出来。一些企业在抱怨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企业倘若能够以技术、机械代替基础劳动，又或者是清理掉一些“米虫”，其劳动力成本何愁不降?

　　中国企业如此多，大家面临的外部环境都一样，企业不要一出问题就开始哀嚎外部环境怎么不如意，政府也没必要出现问题就急于给补药。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就是优胜劣汰，舍不找孩子套不着狼，一直将其捧在手心，就算不化也会热得个半死。该纠正就纠正，不该改的坚决不改。看看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例如饮料，即便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的市场环境，企业想的也是如何转型升级，白酒行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政策限制让白酒行业一度陷入低迷，现在市场也正在靠自己的力量逐渐恢复。那些叫苦连天的行业大多都是政府以往干预过多的行业，如钢铁、煤炭、房地产。出来混迟早要还，现在就是这些行业还债的时候。

　　鼓励创新政府定位不清

　　再说创新，我们都知道，中国企业最不擅长的就是创新，就说当前走在时代最前端的互联网行业大佬BAT，他们最初也都是模仿国外企业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多数企业甚至是个人都还仅仅是“农夫山泉”，所谓的搬运工而已。模仿再创新确实是一条捷径，日本、德国等国都走过该模式，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模仿往往只能看到表面，而无法掌握最深处的技术，并且一旦形成了路径依赖之后，就很难实现超越。

　　中国当前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科研和产权两个方面。中国科研主要有两类主体，即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前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后者偏向于实践研究。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合作不紧密，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经常脱节，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科研资源的一种浪费。近几年来，我们虽然看到中国的研发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研发效率却没有明显改善。不仅如此，各主体内部竞争机制也存在问题。高校之间本不应该太市场化，相互合作，却由于过于追求竞争导致研究有失水准;企业之间本应该在研发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却很少有企业真正将研发创新作为企业战略重点，即便是科技类公司，也不乏将大把资金、人力放在话题炒作、搞营销噱头上的企业。

　　二是产权模糊，知识产权的保护太过滞后。中国人太聪明，从来就不缺乏发现机会的眼睛，一个产品爆火，很快就会有一大批类似的产品问世;某种经营模式效率不错，一大批企业马上就会对此做出反应，直到市场对其产生“密集型恐惧症”。产品、模式的保护可能还相对比较难，可是文学作品呢?音乐视频呢?这些最基本的产权保护我们都还没有做好。企业辛苦研发半天，最终被人低成本抄袭，还有可能被模仿者直接替代，企业如何有动力去搞研发、创新。

　　对于创新，政府本应该加大干预的地方去有所忽视，或者说将重点放错了地方。就拿影视行业来说，影视审核标准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动物不能修炼成精、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等等奇葩规定。而对于韩国再三讨伐中国综艺未买版权而直接抄袭的事情却不闻不问。这种既像“后娘”又像“亲妈”的定位，也是中国特色吗?

　　不管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说到底只是政府政策干预思维的转变，却没有真正反思什么时候该干预、干预范围的问题。中国政府要学会放手，简政放权要落到实处，不然中国企业每次遇到问题都期望政府能送上甘霖，这样只会徒增僵尸企业。对于想离开北京的娃子们，别急，人家北京政府说了：风来了，雾霾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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