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经的“小上海”到现在落后于周边县市,兰溪被当地人称为“没落的贵族”。
拥有1300多年建县历史的兰溪,2015年迎来其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建市的30周年纪念。30年前,兰溪是全国第一批、浙江省第一个撤县建市的县级行政区。但是,从1996年GDP总量首次被义乌超过开始,兰溪就已经呈现出没落的迹象。
以兰溪为样本,中国在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后,又受近三十年来城市化大潮不断冲击,在此小城镇人口不断净流出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小城镇以人为核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历史文化复兴的双重任务,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日前,国务院参事、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中国小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复兴”论坛上表示,中小城镇要想取得发展,必须超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抓住国家资金向绿色发展倾斜、人才流动逆城市化的历史机遇,不断增强中小城镇的反磁力,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同时还要传承当地的有特色的人文历史。
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政府、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联合主办,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和七彩小镇(杭州)控股有限公司承办。
由政治力量延续的辉煌
历史上,兰溪不缺辉煌。兰溪市市委书记朱瑞俊称,“兰溪曾经独领钱塘风骚800年。”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兰溪辉煌的原因存在差异。
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蔚文介绍,在农耕文明时代,兰溪民间商业经济自由发展,除了其拥有便捷水运的外部条件外,还抓住了南宋建都临安,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一历史机遇,以及政府提供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条件。
在晚清民国初期,兰溪遭遇时代变迁所带来的一次重大危机。水路、陆路交通中心都发生变化,原有的优势不再,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面对挑战,在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兰溪进行了产业升级,由单纯的水运码头转变为工商并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经济重镇。
进入新中国时期,兰溪“兴也国企,衰也国企”。从1949年建国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期,兰溪一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和全国工业新贵。计划经济时期,兰溪集中了金华市70%的工业,贡献了金华50%以上的财政收入。198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兰溪撤县建市,兰溪也成为全国第一批、浙江省第一个撤县建市的县级行政区。1987年兰溪财政收入超亿元,在浙江省率先成为亿元县。1994年,兰溪被评为中国百强县,名次排在第57位,是金华唯一一个进入百强的县。不过,这也同样造成当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单一经济结构,商业文明精神被官僚文化代替,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商人被改造成循规蹈矩的厂长,精明能干的伙计成了吃大锅饭的员工。
张蔚文称,那个时代,兰溪的辉煌是由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延续的。
与此同时,同在金华市较少获得计划经济时代政策红利的义乌、东阳、永康在改革开放后强势崛起,相继撤县建市,兰溪的风光不再。仇保兴举例说,兰溪过去的GDP是永康的5倍,现在正好反过来。以2014年为例,永康市GDP为451.4亿,兰溪只有271.2亿。
抓住机遇增强中小城镇的反磁力
悠久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当这些元素聚集组合成为兰溪标签的时候,兰溪何去何从,其实也正是当今中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思考的如何推动中小城市转型的问题。
不过,在仇保兴看来,不论是世界潮流,还是中国趋势,中小城镇的发展已经开始出现机遇。一是中央主动提出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从灰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中央财政也已经明确,除了扶贫资金外,其它的财政转移支付全部走绿色通道;二是人才对居住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相对于大城市,他们更青睐于环境好、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完善的中小城镇;三是由人才逆城市化流动所带来的大公司将总部、研发中心迁到小城镇的浪潮,这在发达国家、国内大城市已经兴起。
仇保兴认为,中小城镇要想取得发展就必须抓住这次机遇。比如,超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增强中小城镇的反磁力,保留其特色,展示其稀缺性,吸引人口再从大城市流向小城镇。再比如,形成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张蔚文建议,要思考兰溪的未来,就要扔下历史包袱。可从历史传承与国际视野两点切入。外生条件包括互联网和物联网使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制度条件是十八大以来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兰溪商业精神的重塑创造了条件,政府要用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鼓励自由竞争,激发民间活力,使企业家精神在自由市场上充分发挥,专注于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交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兰溪市代市长蔡艳表示,在“十三五”时期,兰溪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推动兰溪市走绿色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依托“绿色”资源,以发展生态经济、高端产业为手段,发展美丽经济,优先发展“时尚纺织、装备材料、医药健康、物流信息、文化旅游”五大新兴产业,预计这五大主导产业的产值在“十三五”时期将达到190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