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员更要关注党报党刊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丁淦林为本报题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极重视报刊出版工作，并以此为‘喉舌’积极宣传方针政策，广泛动员群众，推进革命事业。”谈及党报党刊，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丁淦林有很多话要说。从在复旦大学念书到执教至今，他已和新闻事业结缘60多年，对党报党刊有着深厚的感情。

　　迅速形成系列报刊

　　从1921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待了13年，期间出版了不少刊物。到1923年，党的报刊就形成了一个系列，有针对青年读者的《中国青年》，针对妇女的《劳动与妇女》、《妇女声》，针对工人的《劳动界》等。“这么快就覆盖各阶层读者，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丁淦林说。

　　从现实条件来看，显然办刊容易一些，办报则因为周期短、资金需要量大而更难一些。但国民党却没有及时注意到宣传的重要性。1894年，孙中山创办了兴中会，但直到6年后的1900年才创办了《中国日报》，以致孙中山1923年在国民党老党员会上发出这样的反思：过去我们不重视宣传，只重视武力。但他很快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

　　丁淦林介绍，中共中央比较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常常和党的机要文件一起开展发行工作。《新青年》季刊更是由党组织系统发行。

　　“这13年，办报刊的人很英勇，左的影响破坏很大”。评价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的办报办刊经历，丁淦林如是说。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王明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片面强调公开发行，在刊物上不注意隐蔽，甚至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维埃”。“结果大报变小报，小报铅印不行变油印，最后办不下去。左倾使党报党刊受到很大损害，很多报刊只出了一两期就出不下去了”。

    早期经费来源多样

　　“亲爱的读者诸君！虽然你们付给本报的代价已是不少，但是杯水车薪，本报仍难借以维持。本报出版才十五期，支出不下一千三百元，收入却只一百五十元。加之邮局往往没收，使本报受意外损失。为本报的基础能够稳固起见，为本报能够迅速发展起见，都非有读者诸君的特别赞助不可。

　　赞助本报的方法有三个：一是以金钱捐助本报。二是请直接向发行通讯处定阅本报。三是为本报宣传，务使本报销路推广，定阅人数增加，并自动的劝人捐助本报。”

　　这是1922年12月27日，《向导》周报第十五期发表的一篇《敬告本报读者向导周报同人》书。当时，这份党报的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丁淦林说，除少数报刊可以自力更生，中共早期多数报刊常常像《向导》周报一样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早期党的报刊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党组织经费，二是党员筹措，三是共产国际支持。据他介绍，《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后，商务印书馆曾提出给予一定资助。以陈独秀为首的编辑部成员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可以靠自己劳动积累经费。经费从哪里来？大家只好分头译书，李汉俊、茅盾等都参与其中，用译稿费补贴刊物出版。

　　现在更要强调发行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建党开始就强调：党员要看党报党刊，给党报党刊写稿，帮助党报党刊扩大发行。丁淦林说，正是这样的重视，使党报党刊同党的成员、党的组织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

　　到延安整风时，党继续肯定党报党刊的重要性，更是提出“不看党报党刊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要求全党重视党报党刊。

　　但在90年后的今天，面对全新的形势，党报党刊与党员的关系似乎不再那么紧密。作为一名老党员，丁淦林强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党员都要对党报党刊有感情，党的报刊要同党员血肉相连。党报党刊是大家共同的工具，党员有责任看党报党刊、关心党报党刊，帮助其扩大影响。他希望，各单位可以从党员交纳的党费中，拿出一部分，多发些资料，推动大家共同建设学习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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