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出版工程”获得了众多美誉
3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个“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被学界认为开启了国内东京审判,乃至抗战史、二战史的研究新纪元……这都是“东京审判出版工程”身上的“光彩”。
就是这样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出版工程,它的责编团队中却有一位从业刚满3年的“80后”,她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法政图书事业部编辑金迪。
2013年,上海交大社成立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编辑中心。出版社从年轻人执行力强的角度考虑,决定把刚研究生毕业进入交大社的金迪抽调到这个中心。“那时,我刚刚经过社里最基础的编辑培训,才做了一两本书,迅速投入到这么重大的工程中来确实压力很大。”金迪说。然而3年来,随着工程的成果不断结集出版,金迪的成长已经可以用飞速来形容。
一开始,金迪心里很着急,因为同时进社的编辑一本本地出书,在职业生涯初期可以就工作内容发表论文、书评,而金迪直到加入项目组的第三年,才撰写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相关论文和书评。
除了出成果难,对于年轻的金迪来说,这项重大工程也考验着她的吃苦精神。编纂制作索引是一项枯燥又考验耐心的繁重工作,更不要说在浩繁的史料中找寻词条并且将之准确归类了。金迪讲了这样一组数字: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原始记录约5万页,长达2000万字,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判决书1213页。而2014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则将东京审判全部证据资料中已被法庭认可采纳的总计3915号证据完整再现,日文部分约3万余页,按法庭证据的编号顺序排列。这些看着就很惊人的数字,仅仅是金迪3年中进行这项艰辛工作的一小部分。
2013年12月,上海交大社专门斥资4.5万元从美国购置了胶片读取机,本意是希望专家可以在出版社成立第二工作室研读原始资料。但由于“东京审判出版工程”事务繁多,学者研读纸质资料已耗费大量心血及时间。看着大量的东京审判原始资料胶片和胶片机,金迪主动在闲暇时间使用胶片机阅读了很多原始资料,也了解了许多之前在书本和网络中没有或者不详尽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从诞生时间来说,仿佛是一个逐渐成长、成熟的少年;而从其承载的历史涵义、民族嘱托而言,又似乎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这就催使我必须既饱含热情,又踏实认真地对待这项工程。”金迪说,3年中,她不断向东京审判学界顶级学者求教学习,她对东京审判史料也从门外汉到渐渐熟悉。而与团队同事比肩共事,让她的项目运作能力、与各渠道沟通交流能力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高毅曾说过:“历史学应该是一种‘精神贵族’的事业,需要翻故纸堆,坐冷板凳,是一件很苦的事。”而在金迪看来,做“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编辑,也是如此的“精神贵族”。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出版后,在出版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引起的热烈反响,给金迪带来了莫大的信心和工作动力。“它让我尝到了‘付出定有回报’的人生真理,更有了坚定的信念走向接下来的编辑之路。”金迪说。
数据显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共列入项目3069个,其中,190个项目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592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可以想见,这些重大项目出版的背后,一定有许多像金迪一样的编辑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本报记者 刘蓓蓓)